小说家会死,但小说不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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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说,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作者相对于读者的那种高度的优越感显然是反常的。这种现象当然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但相比于菲茨杰拉德的命运,历史其实给过中国小说家很多厚待。在整个80年代,他们单方面决定了文学的主题和形式。从“伤痕小说”到“文化寻根”再到“先锋小说”,读者基本上唯小说家马首是瞻。小说家不仅可以决定写什么、怎么写,他们还决定什么是“经典作品”,什么是“传统文学”。从这个角度说,马原认为网络文学的作者写出来的东西,和传统文学不是同一种东西,当然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他是想把“传统”作为一种批评的标准,则要谨慎地使用这个词。 说到传统,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使用的那种抓取读者注意力的技巧,并不是海明威创造的,而是19世纪小说传统的一部分。在《红与黑》的末尾,我们能充分领教19世纪小说通过控制叙事的速度制造高潮的技巧。当于连躺在断头台的下方,广场上的人群都屏住了一口气:所有的支流都已经汇入干流,叙事的河水在于连的死刑到来之前,明显加快了速度,紧张的气氛搞得人人脸色苍白。这和《丧钟为谁而鸣》的结尾技巧极为类似。 从《战争与和平》、《红与黑》一直延续到《丧钟为谁而鸣》,这条小说的传统注重变化、现实和读者。普鲁斯特的小说是对这种小说叙事传统的反动。在他那种显微镜般的小说世界里,速度消失了。时间变成了一条思绪的河流,我们无法从中发现时间的结构。普鲁斯特的叙事没有速度变化。这是小说的另一种传统——更专注于作者而不是读者,专注于记忆而不是现实,专注于不变而不是变化。 对一个长期关注中国小说的读者来说,让他感到沮丧的事情是,很多当代小说家失去了通过控制叙事速度去抓住读者注意力的技巧。即便是声名最显著的小说家,也很容易就能发现他们推动情节方面的无能。许多小说家丧失了小说家作为手艺人的本色,也失去了手艺人特有的从容,笨拙的叙事和凌乱的结构显示出他们写作时手忙脚乱、顾此失彼的状态。拙劣的当代小说不断挑战读者的耐性,小说家却反过来指责读者过于愚蠢,市场短视无情,让他们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在这个意义上,我部分同意马原的判断——小说已死——不是因为小说丧失了对读者的影响力,也不是小说的美学标准已经消融在电视剧之中,(不然何以解释电视剧泛滥的今天,仍然有那么多人通过网络或杂志阅读小说?)而是小说家丢失了那些使小说成为小说的技巧,失去了控制作品的能力。 4 说到《丧钟为谁而鸣》,还不得不提到对小说家与读者的另一重关系。这也是小说传统的一部分。 实际上,写作于1939年的《丧钟为谁而鸣》,是西班牙内战的一个副产品。欧洲和美国很多知识分子都或深或浅地卷进了这场战争。海明威在西班牙待的时间不算长,战事最激烈的时候,他已经从西班牙回到了美国,然后又去了古巴。《丧钟为谁而鸣》和《第五纵队》是在哈瓦那郊区的农场里匆忙写出来的,意在表达海明威对这场战争的态度。 作家与政治的关系,正如写作速度和作品质量的关系,一直是聚讼不休的有趣话题。通常倾向于认为,写作速度与质量成反比,当然也有《丧钟为谁而鸣》这样的例外。作家不一定要参与政治,甚至不一定要关心世事,但对那些苦心孤诣要表达“时代精神”的作家来说,他们的生活和写作应该与政治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应该另当别论。 我还记得几年前读到余华《兄弟》时的感受——尽管竭尽全力想要理解并且回应现实,但中国作家的想象力正在被现实所淘汰。很多从80年代走过来的作家都有同样的问题。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他们理解和写作的速度,和周遭世界发生变化的速度脱了节,反映在作品上,可以发现作家处理题材和主题时精神上的内缩。小说家尽量回避重要的问题,要不就将他们连缀成一个接一个段子,或者干脆宣布“小说已死”——其实小说没有死,也不会死;当作家和读者的肉身消失,一切看似重大的物质成就都灰飞烟灭的那一天,小说也不会死。即使我们最终失去了写作小说的全部技巧,小说也不会死,它会像那些谜一样的事物——金字塔、复活节岛雕像、巨石阵一样,美妙地永远存在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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