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黄惟群：远望中国文坛(2)

来源：文学报
作者：黄惟群
2012-09-28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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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和一位朋友聊天时我说，任何一本自传体的小说，如果主角的形象太好、太完美，那么这部小说一定不会很好。自传体小说，既是写给别人看的，又是写给自己看的。这就需要作者面对的是自己的灵魂，而不是自己的面孔，特别是，不是自己打扮化妆后希望别人看到的面孔。任何真正的灵魂中，多少都有自己不能原谅、过不了自己感情、道德关的丑陋。只有健康的人，才有直面自己丑陋的勇气。比如这位作家，写到父亲病重，写到自己整个家庭在经济、精力上被病重的父亲所拖累时，那么一瞬，产生过希望父亲不要再拖下去的念头……人和人是差不多的，你所有的他也有，他所想的你也会想，而他想了没说，你说了，你就触动了大家，你的胸襟、勇气就高他一筹，你就更靠近了成功。

　　当然，作为作家不仅要敢说，还有说得好，也即写得好，而写得好，就要找到最佳的叙述角度、叙说方式，制造最佳的效果。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有勇气面对真实的自己。 　　文学是对人心进行的一种尽可能的深度探索。人心是极其复杂的，复杂得浩瀚。人的思想感情是立体的，多面的，甚至经常是对立的、矛盾的，人的统一性，往往是在矛盾对立中形成的。当今作家，已不满足于对人心浅层、单面、模式化的展示，重视的是对立体的人的全方位渗透，对人心的真实进行不避不闪的审视，展现那些隐藏在心灵角落的被忽视、遗忘、连心灵自己都不愿承认的真实存在。

　　我认为，我去听讲座的那位知名作家的纪实小说中有两个优点，一是真情实感，一是直面自己的立体思想情感，这两点，是当今文坛极其少见的、极其需要的。所以说极其需要，其中牵涉到一个作家的写作诚意。作家写作，不管什么体裁什么内容，必须要有诚意。没有诚意，很难接触事物的根本，很难写到深处，也就因此不能让人走近，不能真正打动人。唯天下至诚，能尽其性，尽人之性，唯天下至诚，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下之化育。——这话说得很根本。

　　然而很遗憾，也很说明问题，听这位知名作家的讲座时，我发现，那篇纪实小说，他自己并不看重。他在台上说了大约一小时，所说的全是社会现象。骨子里，社会现象是他关心的根本，甚至说，他的文学，就是包含在他所关注的社会现象中的。

　　这其中关系到一个重大问题，即作家的创作，到底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社会现象为本？毫无疑问，文学创作以人为根本着眼点，作家要探索的是人的灵魂，文学，是反映人类感情、思想的一个窗口。离开了人这个根本的关注点，就没有文学存在的价值。事实上，以人的思想情感为关注点的文学，从来不排斥不拒绝作家对社会、政治、历史问题的关心，就像不排斥作家对爱情、对死亡问题的关心。文学领域中，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历史问题，与爱情、死亡问题一样，永远是创作的题材。但是，它们所以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是因为它们天然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文学作品中，这一切是在真正写活了人、人的生活的前提下，自然而然地反映的。也只有写活、写真实了人和人的生活，才能准确真实地反映可以被相信的社会、政治、历史、爱情、死亡。

　　从写作的角度说，作品重要的是写得好不好，而不是写了什么。怎么叫写得好？每一件文学作品，其实说到底，都是作家有“预谋”的产物。所谓好坏，除了对作家用心的价值鉴定，更重要的，是看作家用怎样的方法手段体现自己的用心，达到了怎样的效果。常有作家说，我的作品反映了什么，但是读者没读出他说的什么。通常，有些作家会说别人看不懂、水平不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更多的情况下，是作家在自欺欺人，是他的表达能力不够，他所愿望达到的效果、和他实际操作所制造的效果间，还存在距离。

　　文学作品，首先要写活人物，写准确人物的情感、思想，如果人物都没写活，人的情感、思想都写得不准确，那么作家脑中的所有问题想得再好，也与文学无关。

　　我们常常在一些作家滔滔不绝的演讲中，听到的是大量罗列的社会现象，并将反映这类情况视为己任。因为他们的爱心、因为他们的忧国忧民情怀，我很尊敬他们，但是我认为，他们更该去当的是记者。因为他们所关注、所想反映报道的，都是更该由记者去做的事。

　　作家和记者是不同的，记者更多重视的是看到了什么，特别是看到了什么别人没看到的，而作家更重视的，是在大家熟视无睹的生活中，发现别人所没发现的、感到别人所没感到的。

　　作家重要的，是用真实的情感、成熟的思想、敏锐的感觉、百分百的诚意、认识感受事物，在独特的事物中看到其中的惊绝之妙，在平常的事物中，发现其中独特内涵，并且艺术地再现那些打动迷醉过自己的成分，将之完整地传达给读者。

　　很多中国作家，对政治社会问题的关心大于对文学问题的关心，这其中是有原因的。

　　新时期文学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时文革刚结束，各个领域都还没开放，尤其是媒介，基本还承袭着文革时期的很多思想观念和习惯；饱受了十年凌辱、十年摧残后的社会如履薄冰，远远谈不上言论自由。这时，文学因它的暧昧性——因为它是创作性的、想象性的，不是明确地发表言论，所思所想，是靠人物事件来反映的，而对这种反映的解读，没有明确答案，也因此，大量对历史、政治、社会问题极度关注的目光，全都将投向了文学。那时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全都走向了文学。他们出类拔萃，非常优秀。但是有一点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们中的很多人，真正该走的，不是文学这条路，他们更该研究的是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那些领域中，有着他们更大的兴趣，他们的才情，也会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今天或许晚了。就像一只鹅，老和一群鸭在一起，久而久之，它真的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一只鸭。于文学，这样的一些作家，客观上还是制造了麻烦。因为他们的伟岸高大，太多的鸭子，都在向鹅看齐，努力想长成鹅的模样，于是鹅的标准成了鸭子的标准，鹅的形象，成了鸭子们追求的形象。全都搞错了。

　　如前所说，我喜欢那位作家那本写亲情的小说，但他自己并不重视，甚至有点轻视。而在听他大谈特谈艾滋病的村庄、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种种现象时，我感觉到，他疏忽了文学，感觉到，这样的作家，在中国其实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很多。他们确实让人尊敬，但到今天，即使文坛有能力将他们颠倒的文学观重新颠倒过来，他们也已很难成为真正的优秀作家。木已成舟，这样的作家，只能算半个作家，或者大半个作家，因为他们的身上，作为作家的因素，只有一半、或者一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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