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取代作家”背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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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取代作家”背后的冲突 朱四倍 继郭敬明、张悦然和韩寒之后,安妮宝贝终于耐不住寂寞,出任新经典公司“年度大戏”《大方》杂志的主编。安妮宝贝在接受采访时说,“《大方》是一本‘暂时离开资讯、应景、热闹、时效话题’的杂志书。推出《大方》的目的,是要在这一个喧嚣的时代倡导一种敬畏写作、专注阅读的态度,给读者以世界文学版图的真实面貌,与现今快节奏、短信息的时代拉开距离。” 在《新民周刊》这篇《偶像取代作家 文学杂志洗牌》的报道中,带给我们的思索是多方面的,隐藏其后的冲突也是明显的,比如安妮宝贝所谓的“倡导一种敬畏写作、专注阅读的态度”就能给公众以诧异的感觉,最起码与报道中微妙的主题不符合吧? 道理很简单,这些杂志书之所以受到关注,除了主编个人的名气和魅力外,恐怕更在于“商业上的成功,而不是文学本身。”而这显然与主办者声称的目的有些遥远。对此,我们该如何审视? 笔者以为,“偶像取代作家”离“敬畏写作”有多远,仍是一个值得考量和观察的课题。与其说“偶像取代作家”是文学版图发展的选择,不如说是商业力量裹胁文学的现实写照。大众文化的勃兴,消费社会的繁荣,使文学被大众消费,也使安妮宝贝们成为公众消费品,成为娱乐偶像。这由此而产生的强大合力,集体造就了安妮宝贝,乃至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要不然,创办杂志书成功的郭敬明也不会引用媒体的夸张性描述:“郭敬明的书,就算里面是白纸也能卖个几十万册”。深入“偶像取代作家”的肌理,我们难道不能发现同样的事物轨迹吗?只不过对安妮宝贝来说,是一个后来者罢了。 当下,文学本身越来越以商业化的运作方式与社会接轨,“偶像取代作家”仅仅是一个折射罢了。由于文学观念的改变,带来了新的审美意识的崛起,在精神领域呈现出多层次的态势,人们对具有情节性、传奇性、可读性的俗文学作品感兴趣,产生了超越严肃文学的阅读渴望。于是乎,不少作家把精神产品以商品的形式推上了文化市场。 随着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消费文化的形成,学者本雅明说,作家们也开始了“像游手好闲之徒一样逛进市场,似乎只为四处瞧瞧,实际上却是想找一个买主”。根据这样的逻辑进行观察,这些出笼的杂志书不都是“讨好买主”的产物吗?杂志上不都跳跃着“讨好买主”的身影吗? 因此,用“敬畏写作”来作为杂志书的由头是不必要的,也必将弄巧成拙,相反,显得虚伪了一些。何不如杂志名称一样,大方地承认是直奔利益而去的呢? 说穿了,也没有什么要紧,因为当前的文学与经济、商业有着太多的联系和瓜葛,正如论者指出的那样:文学与经济似乎成了拜把子的异姓兄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命运相连。从“偶像取代作家”的现象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变化,对此抱以理性的认识姿态是必要的。一是创办动机上利润先行。这种功利性的创作使文学写作成了批量生产。二是迁就大众口味,助长文学快餐化。快餐文学以一次性、无深度为显著特征。当与文学无关的东西成为关注的焦点时,虔诚的心态已经消解,所谓的文学圣殿早已不再纯粹。三是销售量成为创办者衡量的标准,商业的成功才是他们眼中的成功,而没有给文学留下存在的空间。不关注消费,不关注市场的文学日益失去话语权,这必然降低文学的含金量。 当商业的成功成为文学的衡量标准,当创办者都把“讨好买主”作为圭臬时,你能想怎样?“偶像取代作家”背后的“讨好买主”身影,你看到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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