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内容提要

　　国学经典，近百年来，冷热起伏，几起几落。拥戴者，奉若瑰宝，誉为济世灵丹；弃之者，视若鸦片，恨其铲除不尽，恐再“吃人”。

　　其实，任何企图用简单话语归纳历史的做法，都是粗暴的和捉襟见肘的。

　　钱穆先生说，对本国历史要持一种“温情和敬意”。

　　中华民族在上个世纪初那种积贫积弱、饱受屈辱的年代，当时的精英人士，对家国恨铁不成钢，骂几句祖传典籍，说点“砸烂”、“打倒”之类的话，也确实是出于一种责任情怀和担当意识。不过有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在今天看来也未必都是理性的，家道衰落了，不定全是那些祖传典籍惹的祸嘛。历史，是一个复杂得不能用任何单一方式注解的复合体，任何企图用简单话语归纳历史的做法都是粗暴的和捉襟见肘的。同样，在今天这个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华家邦兴盛期，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认知，也未必都是理性的，什么典藏翻出来都能“包治百病”、“包打天下”，恐怕又是另一种“夜郎自大”式的“笑傲江湖”。因此，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那些堪称经典的宝藏，更需要悉心阅读，理性梳理，全息认知，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加美好、持续地活在一个既不自失，也不盲从的精神家园中。

　　在当下，要想全面认知民族传统文化经典，必须从触摸元典开始。

　　曾几何时，对传统文化经典的解读，“忽如一夜春风来”地“花开遍地”，大小书摊，琳琅满目。几千字的原典，能解读成数十万字的“砖头”，你方抡罢我方拍，其中有让人醍醐灌顶，豁然开朗者，也有“文抄公”、“瞎蒙公”之流，更有“膨化酥”、“注水肉”之类。总之，借经典的灵堂，哭自己恓惶者居多，如果一味地想从这些被彻底稀释的“软阅读”中，获得文化典籍的原味汁液，多半会倒掉胃口，甚至完全看轻典籍的价值，直至成为新的传统文化“蔑视着”。

　　其实历史上已经多次出现这样的开始。孔子是一种开始，他从周文化元典开始，孟子也是一种开始，他由孔子开始，董仲舒、朱熹、王阳明是又一种开始。这种开始都有从元典出发的特征，梳着梳着，后面越来越粗的辫子，就未必还是原来的那缕头发了。今人梳出的一些“花辫子”，更是焗、烫得油汪水亮，再硬接到孔、孟者的发髻上，文化的庄严感顿失，想要发扬光大，岂不贻笑大方。

　　尤其是近年流行的典藏“修缮”热，更是牛头不对马面，无论是《三字经》还是《弟子规》，这些传统文化的浅显读本，都因具有所谓的“实用性”，而惨遭阉割，生生搞成了传统与现代的“拉郎配”，让人读后哭笑不得。问题都出在我们总是怀疑别人的判断力，总是想给人一个现成的思想让人“就范”。因而，便搞出了许多非驴非马的“精心”篡改。这种篡改的结果是：传统的似乎很现代，现代的似乎很传统，让人更加难以对这些典籍有好感。至于各类与当下经济社会直接“对号入座”的“演义”读本，就更是远不止“三俗”，读后只会让人对被阉割的传统经典敬而远之。

　　读中华元典，不仅是对文本原义的回归，更是对历史人文图谱的还原。

　　如果不读元典，就难以还原出一位先哲的生命质感。任何学术，远离了人性温度，就变得枯燥乏味，形同僵尸了。无论读老子、庄子，还是孔子、孟子，性情的无处不在，也是他们能沧海桑田、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触摸元典，其实更是触摸先哲们性情深处的本来温度，从而准确把握精神光源对现实世界的可能照耀。如果直接用现代话语进行勾兑，这些可以穿越历史隧道进行触摸的人性温度，便荡然无存了。

　　在《论语·乡党篇》中，有这样十二个字，读后令人直接感受到了两千年前人本、人道的浓郁气息：“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棚失火了，孔子从朝堂回来，先问“有人受伤”吗？而没有问马。曾几何时，我们的社会只问“财产”，不问个人生命安全，演出了多少不该上演的悲剧。其实这些轻贱生命的病毒并不在传统文化的源头那里。无论孔子、孟子，都是以人为价值主体的，孟子甚至当面批评梁惠王说，你们的厨房有肥肉，棚栏有壮马，而百姓满脸饥色，遍野饿殍，你们这样治国等于是率领禽兽吃人哪。“率兽而食人”的严厉斥责，让人看到了儒家悲悯恻隐的人道温度与仁者爱人的人性深度。孟子还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当然，这些理想因没有制度保障，而终使整个封建社会并没有成为孔孟所期望的人本社会。

　　孔子和孟子都是当时的批评高手。与古希腊文明时期的政治、道德批评力量相比毫不逊色。孔子周游列国，是宣讲团，更是批评团，一路走来，没少惹人，并且惹的都是君王和权臣，除了接待上让他不满意，多有“丧家犬”之感外，批评始终没有因外力而中断。孟子有时批评某些实行霸道而不实行王道的国君，甚至有老子训儿子的感觉，但这些国君大多变变脸色，翻翻白眼而已，拂袖而去的往往是说道者自己。在这些元典中，我们读到的不仅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智慧，更读到的是一种不能不让人向往的批评与被批评者的听之任之、放之纵之、抑或豪情万丈的生命气象。

　　回到经典源头，看看文化生成过程中的历史与生命信息。    

　　可惜的是，始终没有形成维护这些批评声音的制度保障，以至于孔、孟二子一时被誉为至圣，一时又被唾弃为臭粪。有时我们清算历史账目，也有些不由分说，孔孟常成替罪羊，就像我们民族最终把积贫积弱的总账都算到孔孟那里一样，两个老人也是很冤枉的吧，且不说批评了一辈子当权者，并没有人好好听，即就是从批评的内容看，也是与后来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相背离的。他们主张人民当“富之”、“教之”，当“有恒产”，认同“人亦孰不欲富贵”，不过反对不择手段，将天下财富“一人货之”而已矣。

　　西方的现代文明，是从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大树上生长出来的果实，无论他们的赞美者还是批判者，都为这个文明增添了无尽的枝叶。如果拿孔孟与希腊这两位哲人相比较，从本质上，企图确立道德、建立秩序、追求至善等，应该说从精神上是隔河相望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善思，并且特别喜欢教育人，尤其是始终站在社会批判的立场上。他们的共同命运是当时都不风光，宁可忍受不公正，也不去做不公正的事，苏格拉底甚至被处以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