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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哲贵小说创作限度中的力量

  到目前为止,哲贵所写的都是一个特殊人群的故事:一群成功者,他们在中国过去30年急剧的经济发展中积聚起财富,他们因此备受羡慕、备遭疑忌。在公众的眼中,他们在天堂也在地狱:某些世俗价值的天堂和道德的地狱。

  这个人群如此容易引起争议,引起激动、激愤、不平衡,哲贵的态度却令人惊讶地平实。富贵寻常事,成功者亦寻常人,争议所发生的地方似乎不是他的关切所在,他所关切的是,这些人,在他们为自己划定的生活尺度内,所感到的寂寞、困惑、烦恼。

  这就不得不提到哲贵所在的温州。哲贵的小说都有一个明确的背景,虽然他很少直接提到,但话里话外,读者能够明确地意识到信河街即是温州。温州在中国具有广为人知的特殊性,经济学中有温州模式,而近年来在公众的一般想象中,温州意味着流动逐利、令人不安的如潮金钱。但温州的另一重特殊性却较少被注意到:这个在前现代地理中偏僻、闭塞的地方,有着极具韧性的、虽然也是发育不全的民间社会,这个社会有强烈的重商主义倾向,并顽强维持着相应的价值生活和伦理生活。在这里,金钱并不肮脏,它恰好就是衡量人生的基本标准,同时,商业伦理中的基本价值在这里也被充分尊重和恪守,比如勤奋,比如信用,比如一种克制低调的人生态度。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哲贵为什么这样讲述他的故事,他的世界就是温州人的世界,这决定了他能看到什么,决定了他看不到什么——他的世界里有奇异的安稳和温厚,那里的人们,成功也好,困顿也罢,似乎从来不曾想起在更广大的社会结构中分析和看待自己;他们看得不远,但是看得具体、实在,因此倒有了一种对自身的信心和耐心:能一分一寸、一针一线地抓住眼下,那么,就不必为更大、更远的事而决断、决绝。

  这决定了哲贵的小说的语调:总是温和的,总是慢的,但不是从容。如果从容是对于某种紧迫而巨大的事物的自觉的坚定反应的话,那么哲贵的慢条斯理与其说是从容,不如说是迟钝,一种蕴含在特定世界本质内的迟钝。

  多亏了这种迟钝,哲贵的小说具有了令人困惑的特殊性:他的人物固然自信和耐心,具有狭窄而稳固的价值观,但是,某些时候,厌倦会像某种病毒一样侵蚀这个世界——太耐心了太稳固了太不被怀疑了,这个安稳的世界有时慢慢地发现,它面对着它的成功所衍生的问题,就是厌倦。

  哲贵的故事通常会这样慢慢展开。他的人物有了苦恼,这种苦恼是双重的:一重是苦恼本身,另一重是,苦恼于不知道这苦恼是怎么回事,在他们的观念和词语中,没有为这苦恼做出准备,留出位置。虽然作为读者的我们通常会轻易地看出,他们的苦恼无非就是,生命意义何在?人生是否另有可能?

  哲贵小说的慢也是因为这种沉吟、这种自我寻思,这些小说都有一种温和的内省性,好比是一个从无思考习惯的人,渐渐地、困难地思考自身的生活和生命。这个人的思考范围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他越不出他的世界,他也无法深入自己的内心,他简直是手足无措了。而哲贵深深地体会着这种无措,作为小说家他一定要想出办法来,他的办法就是寓言。哲贵的几乎所有小说,展开叙事的方式都是寓言性的,都必须也不得不借助于一个简明的、使问题与他所写的世界的狭窄相匹配的寓言模式。

  所以,哲贵的小说通常也是结束于沉吟:人物的苦恼不会使他进入精神上、生命中的绝境,他是寓言中的人物,同时他也在领会寓言。如果他陷入了绝境,那么谁来发出困惑的叹息呢?

  以上所说,很难被视为对哲贵小说的赞赏,但老实说,这就是赞赏:到目前为止,哲贵成功地运用了他的限度——这种限度或局限,很难说是他天然即有的还是他深思熟虑地为自己确立的——他把这限度变成了一种力量,成为了对在公众视野中备受争议的人群的一份公正的想象和洞察。

  我使用“公正”一词,并非因为哲贵在小说中做出了什么结论,这不是理论和观点上的公正,而是艺术上的公正。这种艺术公正要付出代价——他省略了、或没有看到很多东西,但这种公正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他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他看到了他所写的那些人所能看到的东西,那些人在他们的限度内所能领会的真理,他们可能是、甚至只可能是这样看待和领会自己,这样看待和领会自己所在的这个世界。

  我猜想,在很多年后,哲贵的这批小说会比现在很多在同一问题上发出慷慨激昂的声音的作品更有价值,因为他怀着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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