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朱航满：译书的勾当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朱航满
2012-09-28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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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缪哲的写作，在我看来，总有些引而不发的意味。之前，我虽只读过他的零篇碎章，但已深佩其文章之妙。而我颇感他在文字操练上的绝好技艺，其实更多源自于用心搜求而来的几册由他翻译的英人文集，分别计有T·布朗所著的《瓮葬》、爱德蒙·柏克所著的《美洲三书》、艾萨克·沃尔顿所著的《钓客清话》，以及吉尔伯特·怀特所著的《塞耳彭自然史》。这四册著作均为英国17和18世纪经典的散文随笔集，而在缪哲的笔下，这些异域的陈旧文字乃是极其的典雅与清爽，读来活泼跳荡，生气十足，成为我爱不释手的舍下珍藏。但让我曾倍感遗憾的是，坊间竟无用心搜集缪哲文字予以流布者，如我这样获知缪哲文章之妙的，也竟是朋友间极为原始的口耳相传。而待到我终能读到由他编成的薄册子《祸枣集》时，才发觉原来他真是写得太少了，据说这些屈指可数的十多万字，竟也是前后二十年煮字生涯的回顾与总结，还大多是在诸位深知其文章之妙的友朋催促下的遵命之作，真是极大地可惜了这副难得的精致笔墨。

　　要说缪哲的惜墨，其一是他在《祸枣集》的序言中所坦言的：“人间的事，我偶有感兴，但胆小，逡巡避席。”说是“胆小”，未免有自嘲的意味，不过文字毕竟还有思想凭证的功能，也是招惹灾祸与是非的据证。而他这一代曾朝气蓬勃的文弱书生，当年轻时，便经历了时世的几番冷暖与无常，想来多少对文字是有些失望和冷淡了。其二是他在文集中收有一篇《着读书十年，再来开笔》，其中有句话可为参照，乃是“背书宜早，开笔宜迟”，此文也可见他对于笔下文字的态度，可谓极谨慎也极谦逊的。而这表达的另一面，也似乎有着对当下文字的不屑与傲慢，更有一些冷眼旁观的闲散和无趣。正因如此，我以为他对于文字的修炼，几乎都体现在那几册已享盛誉的译作之中了。对于翻译，虽然他自称是份苦差事，但却做得颇为出色；要说文人写作，难免都会技痒的，我以为缪哲是把自己的全副心血都耗费在这些译作上了。也因此，《祸枣集》中谈及翻译的几篇文字，我以为在全书中就很是醒目，也可见他对于文字的态度与胸襟，更能探求出他在思想上的一些痕迹来。

　　那么先说缪哲所翻译的对象，几乎全是英国17和18世纪的著作，在《好书无秘密》一文中，他提及自己受北大外文系杨周翰教授的著作《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的影响，此书原为研究生授课所用的讲义，“读此书不读彼书，多是偶然的，故读这书的因由我忘了。然而这一本书，却激起我对17世纪英国的好奇，后又波连于18世纪。先是文学性的书，后及于历史。”再说他翻译的动机，则可见他专谈译事的文章《谁实为之？》，其中有谈及翻译的初衷：“译书的人，不为名，不为利，不过见了好书，情不能禁。必欲他人一读而后喜。”其三该谈他对于翻译的态度了，也是在文章《谁实为之？》中，便有他权衡四流的学问与三流的译书的结果。“比如我译书的当年，就颇以‘传经’自诩，深感有益于人、有益于世。”而让他颇为不屑的是，如今四流的“鸡毛蒜皮”学问被很当回事，但三流的译作却从来就不算什么“成果”。最后再说他之所以操弄翻译的现实起因。在忆旧文章《骆驼》中，便有谈及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朋友们有出洋的，有下海的，也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总之是“四散而去”，而他自己的选择，乃是“心灰气冷，便学起译书的勾当”。

　　难怪这些翻译文字会如此出色，说来也曾有些安身立命的意思。有批评家朋友极欣赏缪哲的随笔文字，赞其“文体意识与精神气质”皆十分醒目，她为出版社编选随笔年选，尽管没有搜罗到新作，但在序言中依然郑重地推荐了缪哲的文章，“随笔只是他学术研究的余墨，却无一篇不精，其语言雅涩佻达，充满灵智，味近周作人，而有周氏所无的冷衅、炽情与傲慢，若寻这味道的来源，或可溯至他的反愚谬与求平等的道德意识，这使他的小品亦透辟辽阔。”朋友的艺术感觉犀利确切，但对于缪哲思想与文风的源头，似乎还是应追究17与18世纪的英国文章。也还是那篇《好书无秘密》，他这样论及自己思想所受到的深切影响：“英国人谈政治，总‘利’字当头，不大‘修辞以立其伪’。故政治与社会的运转之逻辑，往往不着一丝地裸在你眼前，不是白痴就能看懂。我智不过泥瓦匠，故这一段历史，恰可作我政治观、社会观的启蒙书。我用我读书的心得，去想我见于或闻于现实中的事，以前不懂的，如今大体上懂了，或自以为懂了。”如此，再读这册集子中的议论文字，便清楚和明白了许多。只是很可惜，他翻译的四册英人文集，均有洞见透彻和文辞雅训的序跋文字，而这册《祸枣集》竟都遗漏了。

　　《祸枣集》 　缪哲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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