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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4)

来源：爱思想
作者：贺桂梅
2012-09-28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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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前中期，“女性文学”及其批评，开始成为一种引起社会广泛注目的文化热潮。经历80-90年代的转折，80年代统合性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趋于分化，新启蒙主义及其现代化意识形态遭到种种置疑。在这样的情境下，“个人”话语已经丧失了80年代处于民族国家内部并在话语象征层面上形成的对抗性关系。颇为有趣的是，正是在这个时期，“个人”话语与“女性”话语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借以标识女性身份政治的主要符码。90年代女性写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脉络被称为“个人化写作”或“私人化写作”。陈染、林白、徐小斌、海男等女作家注重个人经历的自传性小说被当成了“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作品。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的成长经历被放置在带有封闭性的私人空间当中，比如家庭、独居女人的卧室、个人的性爱经验等。在这些封闭的空间当中，性别身份成为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身份标志，女性成长经验(尤其是身体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构成90年代讨论女性写作的背景和想象空间。

　　“个人化写作”被视为“女性写作”的主要形态，既是女性主义理论和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同时也是注重女性差异的女性/文学探索的必然延伸。从80年代中期提出“女性文学”，到80年代后期注重反叛父权制社会的“女性真相”，都在指向一种经验化、本质化的女性想象和认知。“个人化写作”对女性成长的性经验的重视，对父权制社会中性别压抑意识的自觉，并有意营构女性主体形象和一种独特的表达风格，正是试图实践一种基于女性独特体验的女性美学。但“个人”与“女性”连接在一起，造成的一个难以解脱的困境是，尽管女性可以呈现被父权制文化所压抑、擦抹的女性经验，但这种关于女性经验的书写仍旧必须在以父权/男权为等级结构的社会/文化市场上流通。也就是说，关于女性差异的表述，固然可以撼动或瓦解大众文化和社会常识系统中关于女性的定型化想象，但由于把“女性”与“个我”、私人性空间直接联系在一起，又在另一层面落入女性作为父权社会文化的“他者”、“私人领域的女性”等等级结构当中。在“个人”/“私人”纬度上对于女性“差异”的展示，事实上没有改变社会性别秩序，而正好满足了后者的想象和需要。这也正是“女”字成为商业卖点的原因。另外一个更值得重视的问题是，“个人化写作”所确立的女性主体想象，在单一的“男人”/“女人”性别纬度中谈论问题，而忽视了女性内部的差异。被越来越批评者指出的是，“个人化写作”中的女性个体，多是一些“中产阶级”女性。王晓明颇为尖锐地写到：被女性批评者所认为的90年代前中期的这次女性“解放”，“绝对不是面向所有的妇女，下岗的女同胞根本没有这种幸运。时代给予一部分女性自由与自主，给予她们一间自己的屋子，她们不再为柴米油盐而烦恼，……说得直截了当一点，是一部分提前进入‘小康’的女性，这样的女性才有时间与兴趣专门研究性别问题，才有可能把性别问题与其他有碍观瞻的事情区别开来” 。 　　“个人化写作”带出的问题，为我们讨论90年代以来女性写作在资源引用上的偏向性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切入点。从80年代与新启蒙主义话语的结盟，到80年代后期以来对西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借重，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往往忽略或忘记了，女性解放与20世纪(尤其是毛泽东时代)左翼历史实践之间的密切关联。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的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实践最为成功的国度之一，现代中国的妇女运动和左翼运动始终有着紧密关系。而毛泽东时代施行的一系列保障妇女权益的政策，更确保了妇女广泛地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使得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妇女运动与左翼运动的密切协作关系中就不存在问题。中国左翼所持的女性观念基本上属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亦即强调性别问题与阶级问题的重叠，或者说，民族国家话语以一种同一的主体想象抹去了性别差异的存在。毛泽东最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女性是处在各种封建压制的最底层，但对解放步骤的设想是“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后自然而然的结果” ，亦即只要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妇女解放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周恩来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妇女运动解放的对象，是制度不是人物或性别，不是因我是男子，才来说这种话。事实却是如此。要是将来一切妨碍解放的制度打破了，解放革命马上就成功，故妇女运动是制度的革命，非‘阶级’的或性别的革命” 。这种以“阶级”问题替代“性别”问题的观念，取消了性别问题被谈论的可能性。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80年代中国的女性文化(如果不能够称为“运动”的话)一个核心问题，即是对毛泽东时代妇女政策的批评。这种批评集中于“男女都一样”的妇女政策所掩盖的父权制结构和性别差异问题，女性在被作为一个准男性主体的社会性质秩序当中遭受的压抑得到公开表达，尤其是女性的双重角色(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问题、文化表达和主体风格上的“女性特质”问题，以及传统的性别观念对女性社会处境和自我认知的规约问题等，成为80年代重新关注性别问题的重点。当代女性文学批评正是在这样的起点上开始建构自身的合法性和独特表述。由于中国的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历史实践有着这样的渊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始终在有意无意之间“遗忘”了自身承受的这份独特的遗产。这使得女性文学批评从80年代以来一个基本的趋向，是过分强调女性话语和阶级话语之间的分离，而将研究重点集中于女性话语从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以及左翼话语分离出来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对左翼运动与女性解放运动之间的成败经验的分析也相应被忽略。“个人化写作”对其女性主体的阶级身份的盲视，正是这种遗忘的直接后果。

　　9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变化，尤其是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组、资本市场造成的贫富分化，使得“阶级”问题再次浮现于文化视野当中，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女性话语的冲击。但是，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以“阶级”身份置疑“女性”身份，并不是中国特殊的问题，而是妇女运动遭遇的世界性问题。60年代西方女权运动，即是从新左翼运动中分离出来的，那些与男性战友并肩战斗在民主运动前线的女性发现，她们同时必须面对男人的压制，因而有了“个人的即政治的”口号，并提出女性必须在反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这两个“战场”上作战 。在90年代后中国语境中重提性别/阶级的关系，不是要简单地以“阶级”政治的合法性去否定女性问题——毋宁说，对于这种在男性精英知识界渐成主流的观点，需要予以认真的回应和讨论，而是正视从中透露出的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对自身历史资源的盲视。正视女性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密切协作所形成的这份20世纪中国的独特遗产，需要我们对现代中国的女性解放的历史作更深入细致的考察和辨析，就西方/本土的关系而言，这或许是真正的现代中国的“本土传统”;另一方面，将这一历史遗产浮现于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现实视野之中，并不是要简单地重复过去的经验，而需要在对历史遗产作出反省基础之上，寻找解决女性问题与阶级(民族)问题更适度的方式，以打开女性文学批评的新视野。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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