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文风是一个人的精神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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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风问题的讨论,最终目的是促进文风的多样化和个性化,而不是让文风变成一种模式,变得众口一词、人云亦云。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报纸上一窝蜂地讨论文风问题,却很少看到真正具有风格的文章。对于作家而言,文风就是个人的精神徽章,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个性和创造性。 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界追求风格的时代。今天有风格的文章越来越少,我们读到大量风格雷同的类型小说、克隆的诗歌、毫无个性的评论文章。这种结果的出现,既有精神平庸懒惰的内因,也有物质和社会挤压的外因,还有那些删改癖的编辑的原因。 文学界讨论文风问题,不要与政府讨论文风问题的思路混为一谈。行政工作的文风,涉及语言信息与实际生活信息对称与否,涉及工作效率和社会诚信,涉及领导干部说话是否言行一致等话语伦理问题。因此,行政工作要提倡短、实、新的文风,反对长、虚、旧的文风。但这种对文风的要求,与文学对文风的要求不大一样。特别是以虚构为特征的文学创作,本来就是没话找话说,而非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与日常生活的实用语言相比,诗歌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小说就是日常生活琐事的没完没了的叙述,文学批评就是对这种文学特性的阐释和支持。文学语言,体现了语言的现实功用之外的另一种功能。如果无话可说,闷葫芦一样,那就没有文学了。 不过,文学文风与行政文风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提倡创新,反对人云亦云、陈词滥调。陈词滥调当然也要区别对待。我们陈词滥调,那就是不思进取、不动脑子、不负责任、浪费时间,只有极少数人才有陈词滥调的特权,那就是像我奶奶那种级别的人。我奶奶永远都在“陈词滥调”,每一次走进家门,她都是那几个字:“饿吗?冷吗?别摔跤。”回想起来特别温暖。那不叫陈词滥调,那叫关怀,一种用重复形式表达出来的关怀。 创新是文学的生命,这个新,不是新闻意义上的新,而是文学形式创造意义上的新。拿鲁迅为例吧,今天很多人都说,他没什么,连一个长篇小说都没有。但这丝毫也不能损害鲁迅在20世纪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原因就在于,鲁迅是一位创造性的作家。他的二十几个短篇小说,没有一个是重复的,每一个都创造了一种新的白话汉语小说的叙事模式。他既不重复别人,更不重复自己。鲁迅身上体现出来的文风创新意识,至今具有典型意义。 除了文学创作之外,还有一种称之为“批评”的文体。与文学创作相比,批评这种文体与行政文体的共同之处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它除了创新之外,也同样要求明晰准确,要求言之有物,更要求说真话而不撒谎。在这一点上,鲁迅又是一个范例。他的批评风格,对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非常大。有人说,鲁迅的文风里有一种不好的东西,就是武断、粗暴,不如胡适的文章那样温和、理性。这种说法今天很有市场。但如果鲁迅像胡适的话,那就没有鲁迅。他们俩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并蒂花,不要今天掐掉这一朵拥抱那一朵,明天又翻转过来。将他们两个人身上的理性批判精神和敏锐感受能力结合在一起,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文风雷同,语言枯燥和隔靴搔痒,是当代精神的一种外显形式。雷同是因为没有自己的语言。枯燥是因为缺少形象思维的能力。隔靴搔痒是有意无意地、更多的是有意地不得要领,既想讨好批评对象,又想维护自己一点可怜的面子。最后有可能写出一篇貌似流畅的、振振有词的废话文章。那些文学判断,那些形容词,用在任何一部作品上都合适。 写出有风格的文章,除了具备真正的自由精神之外,还要符合一些基本要求。首先要学会写短句子,这是汉语文章的一个重要特点。今天很多文章都喜欢用长句子,用复句。“五四”时期引进的那种欧化长句,一个主语后面跟着好几个谓语句子,就像一夫多妻制似的,乱七八糟,读得头晕。所以提倡汉化的短句子。其次是我手写我心,语言要直截了当,不要拐弯抹角,那种四面讨好、居心叵测、鬼鬼祟祟的文字,只能产生平庸的文章、助长低俗的文风。再次就是语言的形象化。有些问题,如果用逻辑思维去推论,从先秦说到两汉,古希腊推到古罗马,越说越离题万里。这里正是形象思维大显身手的地方。一个突如其来的形象的出现,既是逻辑终止之时,也是新意义诞生之时。最后,要适当保留一点繁复和晦涩,这既是对文学和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尊重,也是个人风格出现的最好时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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