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张爱玲与汪曾祺的眼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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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张爱玲的书，发现她不太愿意谈同代的文人，对现代的作家最看重的是胡适和知堂。喜欢胡适，那可能因为都属于自由派的人士；欣赏知堂，则是审美上的心有戚戚焉。1950年，知堂在《亦报》以“十山”的笔名开专栏，张爱玲看了颇为感动。那些文章都很短，学识与诗意都有，平静里有无边的苦楚在。她便写下《亦报的好文章》，其中有云： 我到店里去买东西，看见店伙伏在柜台上看《亦报》，我马上觉得自己脸上泛起了微笑。又有一次去找医生，生了病去找医生，总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的，但是我一眼瞥见医生的写字台上摊着一份《亦报》，立刻有一种人情味，使我微笑了。一张报纸编得好，远远看见它摊在桌上就觉得眉目清楚，醒目而又悦目。报纸是有时间性的，注定了只有一天的生命，所以它并不要求什么不朽之作，然而《亦报》在过去一年间却有许多文章是我看过一遍就永远不能忘怀的。譬如说十山先生写的有一篇关于乡村里的女人，被夫家虐待，她在村里区里县里和法院里转来转去，竟没有一个地方肯接受她的控诉，看了这文章，方才觉得“无告”这两个字的意义，真有一种入骨的悲哀。 那时候她是否知道十山的真名，我们难以考据。从轻松的谈吐里，能够看出一种心境，对知堂的态度，也正如沈从文。我暗暗猜测，汪曾祺也是这样吧。汪氏在上世纪50年代后不太谈知堂，但走的路子，有一点像。对女性、野史、民风都有好奇心，其间也不免流溢着淡淡的哀愁。那些不经意散出的惆怅和悲悯，张爱玲自己也是有的。孤寂的文人面对同样的事物的时候，总有同样的眼神，假如他们都有幻灭的忧伤的话。 不过张爱玲对知堂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比如谈吃食，总是一个路子，缺少变化，那原因是不懂小说家的笔法，想象力匮乏。知堂太讲学理，张爱玲、汪曾祺则欣赏学识与诗意，且以一种虚构的方式连缀它们，灵动的意味就浓了。知堂之后，在文本上穿越宁静的文人，张爱玲是一个，汪曾祺也庶几近之。他们从小说的虚构里一洗士大夫的沉闷，将精神的微尘荡涤了。 张爱玲的眼光很毒，看事看人有怀疑的一面。一旦与新奇的文本相遇，暖意的一面就有了。就兴趣来说，她比汪曾祺广泛。《爱默森的生平和著作》《梭罗的生平和著作》都是好文章。因为懂得英文，能读出洋人的妙处，汪氏则徘徊在古老的母语世界，与西洋的艺术总归是隔膜的。他曾说，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学好英文。自卑的一面也有的。这个缺欠，在后来的中国作家里都有，文人们读人读世的目光受限，也是无可奈何的。德国学者顾彬批评我们当代作家，并非全无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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