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孙郁:张爱玲与汪曾祺的眼光(2)

  读张爱玲的书,发现她不太愿意谈同代的文人,对现代的作家最看重的是胡适和知堂。喜欢胡适,那可能因为都属于自由派的人士;欣赏知堂,则是审美上的心有戚戚焉。1950年,知堂在《亦报》以“十山”的笔名开专栏,张爱玲看了颇为感动。那些文章都很短,学识与诗意都有,平静里有无边的苦楚在。她便写下《亦报的好文章》,其中有云:

  我到店里去买东西,看见店伙伏在柜台上看《亦报》,我马上觉得自己脸上泛起了微笑。又有一次去找医生,生了病去找医生,总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的,但是我一眼瞥见医生的写字台上摊着一份《亦报》,立刻有一种人情味,使我微笑了。一张报纸编得好,远远看见它摊在桌上就觉得眉目清楚,醒目而又悦目。报纸是有时间性的,注定了只有一天的生命,所以它并不要求什么不朽之作,然而《亦报》在过去一年间却有许多文章是我看过一遍就永远不能忘怀的。譬如说十山先生写的有一篇关于乡村里的女人,被夫家虐待,她在村里区里县里和法院里转来转去,竟没有一个地方肯接受她的控诉,看了这文章,方才觉得“无告”这两个字的意义,真有一种入骨的悲哀。

  那时候她是否知道十山的真名,我们难以考据。从轻松的谈吐里,能够看出一种心境,对知堂的态度,也正如沈从文。我暗暗猜测,汪曾祺也是这样吧。汪氏在上世纪50年代后不太谈知堂,但走的路子,有一点像。对女性、野史、民风都有好奇心,其间也不免流溢着淡淡的哀愁。那些不经意散出的惆怅和悲悯,张爱玲自己也是有的。孤寂的文人面对同样的事物的时候,总有同样的眼神,假如他们都有幻灭的忧伤的话。

  不过张爱玲对知堂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比如谈吃食,总是一个路子,缺少变化,那原因是不懂小说家的笔法,想象力匮乏。知堂太讲学理,张爱玲、汪曾祺则欣赏学识与诗意,且以一种虚构的方式连缀它们,灵动的意味就浓了。知堂之后,在文本上穿越宁静的文人,张爱玲是一个,汪曾祺也庶几近之。他们从小说的虚构里一洗士大夫的沉闷,将精神的微尘荡涤了。

  张爱玲的眼光很毒,看事看人有怀疑的一面。一旦与新奇的文本相遇,暖意的一面就有了。就兴趣来说,她比汪曾祺广泛。《爱默森的生平和著作》《梭罗的生平和著作》都是好文章。因为懂得英文,能读出洋人的妙处,汪氏则徘徊在古老的母语世界,与西洋的艺术总归是隔膜的。他曾说,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学好英文。自卑的一面也有的。这个缺欠,在后来的中国作家里都有,文人们读人读世的目光受限,也是无可奈何的。德国学者顾彬批评我们当代作家,并非全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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