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真正透彻的批评为何总难出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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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与此紧密相关的，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在大众传媒时代，如何尽可能保持自己的精神品格，保持一种独立的批判精神和价值标高。文学批评离不开传媒，因为它没有专属于自己的话语频道，它必须通过媒体才能传播自己的声音。这里就有一个自由与不自由的问题。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大众传媒的汪洋大海，刊物，书籍，副刊，网络，电视，排行榜，研讨会，新闻发布会，铺天盖地，按说它们都可以充分地传播文学批评的声音了，其自由度和选择性应该大为扩展了；而实际情况却是，批评陷入了言说更加不自由的状态，显得更加被动了。因为，评什么不评什么，发什么不发什么，以什么样的话语方式言说或不以什么样的话语言说，常常要受到“无形之手”的操控——经济利益，功利主义，短期行为，以及发行量，点击率，码洋，收视率，乃至人情，面子，关系等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比如研讨会这一形式，为人诟病多年，仍盛行如常，说明问题已不在于开不开，而在于怎么开了。至于伴随创作的商业化现象而出现的评论的商业化倾向，九十年代以来谈论甚多，此处就不多赘述。 某些人信仰的失落、价值的多元与当今批评标准的纷繁 在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精神信仰体系整体崩溃，西方文学也进入一个价值多元甚至混乱的现代与后现代时期。中国在进入九十年代之后，随着与世界经济、文化、思想的交融，人们整体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当然含有进步因素；但同时要看到，由于没能建构起自己的审美体系，表现在思想界、文学界则是批评资源的匮乏和批评标准的混乱。今天，我们似乎再也找不到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判断一部文学作品和一个文学现象了。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对于80后之前的几代人是一个伟大的文学标杆，但对80后和90后来说，未免显得古老，有点像《荷马史诗》或屈原那样遥远。即使对于60后和70后作家来说，《战争与和平》也不过是一部分作家的灯塔，真正倾心的人并不很多；而《变形记》、《尤利西斯》、《百年孤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洛丽塔》之类，更能成为他们向往的目标。这里不排除文学自身演变的迹象，从总体上看，我们在从“再现历史”转入了“个人言说”。但是，也不能不看到评判标准上的莫衷一是。比如，当一部分评论家欣喜地指出余华的《活着》告别了先锋写作转入了现实主义传统之时，作家本人和另一些批评家却并不认同。再如对《兄弟》的评论，对《色戒》的评论，都曾给人眼花缭乱之感。 当然，寻求评论的统一标准这样一种思维，属于传统的大一统思维，带有专制性和一元论的色彩，在今天已经落伍了，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了。与经济的多元、文化的多元以及生活方式的多元一致，文学的创作与评论也出现了多元同构，众声喧哗的格局。这是今天文学的真实面貌。例如，在传统文论中，文学应该是一种精英立场，具有载道功能，但是，在今天的很多作家和评论家那里，认为文学不该承载那么多的社会功能，文学只不过像纳博科夫说的，只是自娱和娱人，只是为了展示人类想象和创作的魔力，并非为了自以为是地改造社会。这两种认识在今天显然成为相互对立的批评姿态。很显然，前者试图与传统保持尽可能的一致，而后者似乎要与未来达成某种默契。虽然我对后者有所保留，但这两种批评在我看来，都有一定道理，也是可以互相借鉴的。 但是，为什么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感受到的并不是审美意识的多元并存，而是审美观上的某种混乱景象呢？为什么它不仅表现为作家认识世界与自我的混乱，同时也表现为读者与批评家在认识和判断上的混乱呢？出现不同意见，或出现多种不同意见，不管多么尖锐，都是正常的，并不可怕；可怕的在于，无标准，无章法，无尺度的“混战”，那是无法形成美学意义上的对话和交锋的“乱象”。只能以混乱称之了。批评标准出现某种迷乱现象，其根本问题在于我们没有能够足以解析当前复杂多元的文学现象的思想能力和富于精神价值的审美判断力。一个显见的事实是，面对今天文学全面地大胆地赤裸地铺展开来的人性、利益、欲望、身体的方方面面，面对我们这个处于现代转型中的“问题时代”——人们有无数的关于传统与现代的，物质与精神的，伦理与道德的，人性恶与人性善的疑问和困惑，批评却没有能力加以评判和辨析，更没能力去弘扬正面的真善美的精神价值。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理论的失效，缺乏说服力，严重点说，出现了某些思想瘫痪症和失语状态，剩下的“语”就是跟进性的描述，中立性的绍介，或者毫无底蕴的语词暴力。由于库存空虚得厉害，没有了理性的尊严，甚至都没有几种像样的武器可用。 这里有个“多与一”的关系。文学毕竟有它根本的审美尺度和共通的价值基础，批评者还是要从多元复杂的文化精神中建立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精神标准，从而对人类的精神走向具有指导意义。在今天，人类的文明已经反过来异化人类的生存，因此，对文明的走向是一个需要异常警惕的本质性问题。批评者要从自由、平等、互爱的人性基础上建立一种使人类走向幸福的价值标准，以此来遏制文学中一切反人类、反人性、反文化的非人化倾向，从而净化文学的精神生态。我一直很赞赏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的一段话，他说：一个作家，“充塞他的创作空间的，应当是人类心灵深处从远古以来就存有的真实情感，这古老而至今遍在的心灵的真理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如若没有了这些永恒的真实与真理，任何故事都将无非朝露，瞬息即逝。”他还说：“人是不朽的，这并不是说在生物界惟有他才能留下不绝如缕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那使人类能够怜悯、能够牺牲、能够耐劳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在于写出这些，这些人类独有的真理性、真感情、真精神。”到底我们要不要一个统一的文学标准，或者说在所有这些标准之上，有没有一个更高贵的标准，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批评家向学院体制的靠拢、妥协与批评的失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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