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报告文学的三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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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晓原：2010年的报告文学并没有像至今还有人以为的那种“文体尴尬”，而是以自己的姿势行进着。最近《北京文学》发布了“2010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报告文学上榜的有《梁庄》(梁鸿)、《王家岭的诉说》(赵瑜等)、《寻找失落的英雄》(孙春龙)、《闪着泪光的事业》(蒋巍)、《谁在养活中国》(陈启文)等5篇(部)作品。这些作品并不能说都是年度最好的报告文学，但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报告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这一文体的进行状态。2010年的报告文学有话题可以言说，甚至这一年有些新闻与报告文学有关。 王晖：的确是这样。与前两年相比，2010年里非常出彩的报告文学并不多，可以说是平静地前行。与作品的平静略有不同的是，报告文学还具有波澜的“话题”，譬如吸人眼球的“鲁奖”和“徐奖”、强势推出的“非虚构”写作等等，当然还有轰动一时的谢朝平和师东兵事件。 “鲁奖”和“徐奖” 丁晓原：2010年是报告文学重要奖项的评奖年度。先是“徐迟奖”，9月第四届徐迟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揭晓。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李春雷的《木棉花开》、何建明的《生命第一》、丰收的《王震和我们》，杨黎光的《中山路》5篇(部)获“徐迟报告文学奖”；党益民的《守望天山》等10篇(部)获“徐迟报告文学优秀奖”。再就是“鲁奖”，10月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经过初评、公示、终评后，公布各奖项的获奖作品。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关仁山的《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彭荆风的《解放大西南》和李洁非的《胡风案中人与事》获报告文学奖。评奖既是对文体创作的一种总结方式，同时也表示着创作的某种指向。在我这里，大奖评奖，不仅关注谁和什么作品获奖，而且更在意评奖所释放出的有关文体存在及其发展的有价值信息。这几年报告文学创作的态势良好。各地报送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备选作品近150篇(部)，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报告文学较高的“生产力指数”。现代媒体直接受市场的影响。不仅《北京文学》《中国作家·纪实》《当代》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南方周末》等重视报告文学类作品的刊发，而且新世纪以来对报告文学少有作为的《人民文学》也开始倡导“非虚构”写作。另外还创办了《时代的报告》《文学界·中国报告文学》等专门刊物，香港报告文学学会主办的《华夏纪实》也已出刊5年。许多出版社注重出版纪实类的作品。这些为报告文学文体创设了宜于发展的文化生态。就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而言，除了获奖的5篇(部)作品外，《解放战争》《国运——南方记事》《寻找巴金的黛莉》《木棉花开》《天堂上的云朵》《中国跨世纪之痛》《共和国粮食报告》《让汶川告诉世界》《东方哈达》《为了那渴望的目光——希望工程20年纪事》《守望天山》等都是近年推出的重要作品。 王晖：此次报送参评鲁奖报告文学奖的近150部(篇)作品，我基本上都做了至少是浏览的工作，对其中近百部作品做了阅读笔记，重点研读了几十部。我同意你所说的近几年来较高的“生产力指数”的判断。虽然自21世纪以来，在产量上报告文学不能与小说的虚构文体去争高下，但基本保持了稳产。这在当下文学田地收缩的情形下已算是不错的“收成”。此次所评选的20部备选作品，以及从中选出的最后5部，应该说具有标志性。它们是近几年来报告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作品。遗珠之憾当然会有，你列举的这几篇未能最后获奖，我也深表遗憾，因为无论从思想、艺术，还是从社会反响来看，它们都是近年来报告文学中的佼佼者，为报告文学赢得了良好声誉，是这一文体在新世纪复兴的可贵代表。有人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其实评奖也是。不过，金杯银杯固然重要，口碑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更能说明问题。真正的好作品，应该不在乎如何评出来，而是怎样传下去。 丁晓原：2010年的鲁奖有两点我是看好的。一是反映出报告文学文体的开放，获奖的作品具有多样性。题材上既有历史叙事，也有现实报告；既有重大事件的纪实，也有个人故事的写真。题旨上既有讴歌，也有复调中的批判。写法上有小说体、报道体、散文体和摄影与文字报告的混搭体等，显示着报告文学在新世纪的开放态势。只有开放，才有活力。二是坚持了报告文学文体的精神高度。据我所知，第五届鲁奖报告文学奖并不鼓励作家的“几连冠”，但李鸣生是个例外。他以《震中在人心》名列获奖者之首。2008年的四川汶川地震是一个重大题材，也成为报告文学写作的热点题材，初评后入围的作品有五六部之多。我认为李鸣生的作品是最好的。这部作品具有作家独特的观察、独特的思考和独特的表达方式，题旨分量很重，显示着报告文学应有的品格。 王晖：李鸣生作品能够获奖，的确有它的道理。这部作品可以看做是作者的用心之作，排除作者家乡情结之外，这部作品在内涵挖掘上专注大灾变时的人心、人情和人性，专注反思与揭露，与偏重于外在的轰轰烈烈的救灾行为的表现区别开来，显示出“文学是人学”的力量，以及报告文学反思性的特质。当然，《震中在人心》在文体形式等方面的创新也是有目共睹的——图文融合、由主流叙事转向个性化叙事。值得肯定的是，这种创新完全来自于作者内在的文体变革驱动。我认为，在当下报告文学文体创新力不足的情况下，李鸣生的这种努力具有普适性和示范性。我同意你所说的报告文学写法上的开放和包容，不过，此次鲁奖报送作品中仍然有明显不符报告文学特性的传记、生平事迹介绍、旅游指南等进入，这似乎有违文体的界限。如果鲁奖报告文学奖的评选不仅仅局限于报告文学，也涵盖其他非虚构文学作品，其实，将其报告文学奖更名为“非虚构文学”奖或许更名副其实，这样，报告文学、传记等文体都可顺理成章地进入，而不至于招致迷惑质疑或陷入文体混淆不清的尴尬境地。 丁晓原：徐迟报告文学奖以新时期第一方阵报告文学作家中重要领军人物徐迟的名字命名，其获奖作品应该更多地显示文体发展的专业水平。所谓“专业水平”，一是得体，二是创体。报告文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非虚构而又文学，正是它独特的核心。从写作实际看，许多冠以报告文学的文字是非文学的，连较好的新闻作品都算不上。所以报告文学应该回到文学。李春雷是报告文学作家中比较讲究文学性的一位，《木棉花开》就是一篇很有文学滋味的作品。作品所写是政治题材、政治人物，但它没有这类作品通常有的政治化叙事的模式规制，作品对人物史迹的选择、再现和表达等，都作了相当充分的个性化的处理。这是一篇“正式”的报告文学。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在徐迟奖中拔得头筹，看来也在情理之中。这部除鲁迅奖外获得各类重要奖项的作品，在写法上很有建树。赵瑜是报告文学的“常青树”，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一直居于这一文体写作的中心。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他不墨守成规，善于破体，超越自我，他和李鸣生、徐刚等都是文体创新意识很强的报告文学作家。《寻找巴金的黛莉》建构“寻找”的叙事策略，以“寻找”布置作品悬念气氛，推进叙事发展，增强了对于接受者的召唤力；同时注意了个体小叙事与社会大叙事的结合，使个人故事中透视出时代演变的面貌。这是一部创新感强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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