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潘向黎：我写《穿心莲》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潘向黎
2012-09-28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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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第一个长篇，《穿心莲》(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我个人写作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关于它的思考和反思，我期待能在我的下一个作品中显露出来。因此，此刻关于《穿心莲》的言说是困难的。不过，在和朋友们交流过程中，有几个带“技术性”的小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

　　第一个问题——关于标签。

　　如今是一个贴标签的时代。有一些“新概念”到处横行：比如“剩女”，比如“宅女”，比如“小三”……这样的概念在生活里也许还有存在的必要，在文学作品里则绝对是粗暴和应该远离的。我笔下的女主人公，我拒绝贴上任何标签，而且在写的时候也从未刻意提醒：这是个30多岁仍然单身的女性、她长得一般、她“应该”一心想结婚，或者怪僻乖张……她就是那么一个人，会做的事情都是出乎她的性格，会这样走路这样吃饭这样哭这样笑……因为她是她，和一切简单可笑的标签无关。

　　那个让男女主人公感情发生巨变的小岛，没有一个名字，也没有任何地理方位的暗示。几个重要人物被命名成“薄荷”、“豆沙”、“木耳”，这样的略带卡通、缺乏联想性内涵的名字，是因为，名字也是一种标签，有时候也不重要。

　　在生活里，每一个人都是不应该而且很难贴上标签的，在作品中也是如此，对写作者来说，面对的永远是“这一个”，有温度、有颜色、“毛边”的、难以概括的“这一个”。正因为如此，描摹和刻画才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其实，对阅读者来说，标签对真正融入、有所感悟也没有好处，有点像一个低水平的导游，表面上在介绍和指引，其实是干扰和遮蔽。

　　第二个问题——关于物质。

　　有一个关于《穿心莲》的介绍中说：“潘向黎的这本书里，几乎没有‘物质味道’……那双男人为女人买的鞋，没有品牌和价格，不过用‘绑上脚踝的丝带’来暗示那是一双近两年很热门的芭蕾舞款式的鞋……”这算不上什么赞扬或者批评，但是提醒了我，关于都市生活的描写，如何对待物质，确实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都市人的肉身生活在物质的包围之中，而且因为物质也会悄悄地影响我们的精神生活。

　　回头看了看，我对“物质”采取的态度，似乎可以说是细节上重视、总体上忽视。比如，就说上面提到的那双鞋，写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一双非常明确的鞋的样子，它是这两年流行的芭蕾式样的，确实出现在许多橱窗之中，它穿的时候也确实需要两只手，有的时候甚至有点困难、需要别人帮忙，而且它所暗示的轻柔浪漫和女主人公单调艰苦的生活形成的反差也是好的……几年前，在写中篇《一路芬芳》时，里面的李思锦所用的姜味香水和镶水晶的披肩同样都是有现实蓝本的，都是那一年两个品牌新推出的产品。有读者来向我求证，然后问我为什么不写出品牌的名字。那个小说里，那个女主人公应该是对时尚敏感的，所以我暗暗地把时尚而且适合她的东西给了她。但是当然不会写出牌子的名字。物质如果堆砌起来，就会影响人物的自由行走。

　　第三个问题——关于背景。

　　几年前在日本参加亚洲女作家论坛的时候，被问到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你在写作的时候，是用标准语思考的吗？如果不是，是用上海方言或者你的家乡(福建)方言？我想了一会儿说：“是我们的标准语，普通话。”提问者又问：“你的母语就是标准语(普通话)吗？你做梦时用什么语言？”我愣住了，然后发现自己的方言背景是如此的淡薄，甚至可以说，我是个几乎没有方言背景的人。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缺少了这样天然而鲜活的语言和精神的资源，这是一种巨大的缺失。那时，暗暗沮丧之中的我没有想过：用普通话、书面语言思考的写作，是否也有其优势？

　　有一位朋友说，在我的小说里从来不强调背景，里面的人、情绪、故事也可以放在纽约、伦敦、米兰、东京……我当时连忙申辩说这并不是有意向“全球化”潮流靠拢，没有意识到这和语言有关——我的语言是一种来自于课堂和书本，缺少土地、田园的滋养，也未受石库门弄堂、四合院熏染的语言。

　　直到有一位在国外生活的读者看了《穿心莲》，对我说：“这个故事特别适合我们看，有的小说，那个背景和语言和我们相差太远，一下子就把我们赶出去了。”上海一家报纸也这样评说《穿心莲》：“毫无方言色彩，是这本书的一大特点，你可以是任何一个城市的读者，读这本书，你不觉得你在读别人城里的别人的故事……”

　　那么，也许背景的淡化、没有方言色彩不仅仅是一个缺点？也可能有利于某一类读者的接受？甚至，可以算是风格上的某种特点？

　　我的思考被引发起来，但仍不清楚——想清楚了也未必有意义，因为方言背景是写作者的一个宿命，本人其实无能为力。

　　而，用一种拒绝标签、远离物质、比较精纯的语言写作，可以是一个目标，我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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