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李玲：男性作家在性别认识上存在着的心理分裂

来源：北京晚报

2012-09-28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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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点：中国现代文学馆

　　主讲人：李玲(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从晚清一直到“五四”，中国文化有一个现代性转型，男性文学中的女性观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五四”思想革命的核心内涵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是尊重生命主体意识的自由观念、个性解放观念。男性启蒙思想家第一次从文化主流上认识到妇女是与自己一样的平等人。“五四”思想家从解放妇女的角度激烈地批判了女子单方面为男子守节的封建节烈观，鲁迅、胡适、李大钊等许多思想家都热忱倡导过妇女解放，因此有人说中国的妇女运动首先是男性唤醒妇女的运动，跟西方的女性自己起来革命不太一样。

　　男性启蒙思想家起来呼唤解放妇女功德无量，但他们替妇女控诉封建礼教的同时往往忘了两点：一是文化有承传性，他们在激烈反封建的同时，往往没有警惕到自己也可能在潜意识中不知不觉、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封建男权传统。第二是他们没有警惕到他们所建构的新的意识形态中可能暗含着新式的男权意识。这种男作家热忱地为妇女呼号，但又对现代男性自我缺乏反省的状况，造成中国现代男性作家在心理上普遍地存在着显层性别理念与深层性别潜意识分裂的状况。他们的议论文、杂文，包括创作谈，一般更侧重于表现他们的显性理念，因而其中所体现的性别观念，在思想制高点上，往往能较为充分地体现他们对女性主体性的尊重；而他们的小说、戏剧等纯文学文体，则较多地负载他们的潜意识心理，因而其中所体现的性别意识，既有与他们的理性观念相契合的尊重女性主体性观念，同时又相当普遍地承传着中外性别等级权力思维，还有在新意识形态理念遮蔽下的新的性别权利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背叛了他们解放妇女、尊重女性主体性的初衷。

　　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最温馨可人的一类女性形象莫过于巴金小说《家》中的鸣凤、瑞珏、梅，曹禺戏剧中《雷雨》中的四凤、侍萍，《北京人》中的愫方等。这类女性纯洁美丽、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以爱男人为天职，把中国男性文学传统中“佳人”与“母亲”相分离的两类理想女性整合为一体，成为美与爱相结合的受难天使。

　　先看鸣凤跳湖自杀这件事，我们想一想鸣凤能不能不死。鸣凤如果不死，那么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坚决反抗争取自己的爱情幸福，一条路是活着嫁给冯乐山。前一条路接近琴和觉民的路，后一条路是婉儿的路。作家写小说当然不应该让一个人物的道路重复其他人物的道路。但是除了艺术构思的角度之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作家安排鸣凤跳湖是否还有其他心理因素。我们不妨想一想，觉慧愿意不愿意鸣凤不死？鸣凤死了，觉慧很痛苦，这是真的。但是如果鸣凤要以争取爱情幸福的方式进行反抗，觉慧愿意不愿意呢？如果鸣凤一定要争取爱情幸福的话，会让觉慧很难办的。而我们知道觉慧这时候其实是不想反抗的，觉慧心目中的好女人是不应该给男人压力的。那么，让鸣凤嫁给冯乐山，觉慧愿意不愿意呢？恐怕觉慧更愿意让鸣凤死了，让他去凭吊、去痛惜。因为觉慧其实是非常在乎自己对鸣凤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所有权的。当觉慧第一次得知鸣凤和婉儿中的一个要被送去当姨太太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去帮助鸣凤逃脱这可能的厄运，也不是“我们”这一相爱的共同体如何去面对可能的封建压迫，而是急于确认女性对自己的忠贞程度。所以，他“激动地”问鸣凤“你不要骗我。假使有一天人家当真把你选去了，你怎么办？”这里是“你怎么办”，而不是“我们怎么办”。觉慧关心的只是他对鸣凤的所有权，而不是鸣凤的命运、鸣凤的生存境遇。觉慧在鸣凤承诺反抗时也不承诺自己作为同盟者的任何责任，所以说鸣凤投湖、以死抗争，正是以恰如其分的刚烈在精神、肉体双方面为觉慧都保持了贞节，同时又让觉慧获得了不抗争的自由。这个情节的设置，正是以女性生命为代价，最大限度地成全了男性全面占有女性的虚荣和男性可以不为爱情负责的自由。

　　男性生命之外的一切，被爱着的女性看做是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这种女性之爱，对觉慧、鸣凤现实身份上的主奴关系毫无超越，完全没有获得爱情双方平等相处、共同承担人生这应有的内涵，实际上是泯灭女性主体意识、使女性空洞化为仅仅是男性附属物的奴性之爱。叙事者、作者、研究者长期以来都把鸣凤投湖前的这种牺牲自己、成全爱人、保持贞节的心理与她对自我生命的怜惜混搅在一起，一股脑儿地都予以圣洁化、诗意化，未曾加以辨析与批评，实际上是作家和研究界自身爱情观念现代性匮乏的表现。殊不知，前者不过是作家男性中心意识在女性形象上的投射，是性别等级观念的现代延续；后者才是男性作家对女性生命本体价值的爱惜、尊重，是现代人道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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