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长篇小说：多焦视点与多重变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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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稳的“藏地三部曲”第三部《大地雅歌》，与他的前两部作品不同，以一种浪漫的风格回到世俗的人生，那就是用一段有信仰的爱情来诠释一个时代的风云。作者以汉藏结合地带的康巴藏区多种民族、多元文化、多种信仰的相互交流和碰撞为题材，描述新旧两个时代不同的信仰状态和因信仰而造成的曲折多变的人物命运。在那个大动荡的时代里，所有的人因为“爱”和“爱”的冲突——宗教之爱和世俗之爱，而互相伤害与被伤害。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写出了三种力量的交叉碰撞：藏地佛教的神性力量、基督教在藏地的影响力、性爱引发的自我拯救力量。而这样三种力量又贯穿于“爱”的主题中，具体化于扎西嘉措(史蒂文)、央金玛(玛丽亚)与格桑多吉(奥古斯丁)之间爱的关系中。范稳在这部小说中，力图对藏地文化去神秘化，对佛教去神圣化，写出藏地文化与佛教的悲悯情怀，以及更具有人情味的世俗经验，让男女之爱走向人类“大爱”。他为他的这些意向找到了一个好故事，而这些好故事也遇到了他的好文笔，一切都称得上心手相应，侔色揣称。 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从书名上望文生义，会以为是动物小说。其实这部作品与其说是写狼不如说是写人。作品由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一支解放军测绘分队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执行测绘任务发生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既真切地表现了为保护生态环境、拯救生态危机而战斗不息甚至付出生命的英雄，又无情地揭露了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惜破坏生态的恶人与恶行。作品由此既向人们发出警示：不能再无视自然与动物的存在，否则大自然就会以它们的方式来惩罚我们；又向人类自身发出诘问：贪欲与权欲有如瘟疫病菌，不加预防就会腐蚀肌体，并使人性变异。小说书名叫“可可西里狼”，其实有着深刻的用意。读了作品，就会知道：真正的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狼性。狼性一旦吞噬了人性，人就变成兽，变成魔，这比起狼来，不知要可怕多少倍。这是生物与生态的切肤忧患，更是人性与人类的忧深致远。 历史与个人 作为个体的人，必须生存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生活于一定的历史进程之中，而不同的社会阶段与历史时代，又为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不同的背景与环境，这使个人的人生演绎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因此，一定历史中的个人的境况、命运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成为反观历史、考察人性的重要参照，也成为文学创作中经常性乃至经典性的描写主题。2010年的此类小说，虽然为数并不很多，但却姚黄魏紫，各具其秀；春兰秋菊，各有千秋。 艾伟的《风和日丽》；由尹将军的私生女杨小翼寻找父亲的艰难过程，审问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也审视了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因为父亲身居高位后的难以由衷和自有苦衷，杨小翼及其生母杨泸的一生不幸与命运坎坷也就必然注定。渐渐地，作品又由杨小翼的命运坎坷，尹将军的舍情取义，以及相关人物的彼此影响的悲欢离合，揭示了在政治至上、革命至上的那个特殊年代，“政治”对于人情的忽视，“革命”对于人性的漠视，由此实现了对过往历史的深刻回望与深切反省。乍一看来，似乎是尹将军影响了杨泸，杨泸又影响了杨小翼，杨小翼又伤害了伍思岷、祸及了尹南方、影响了刘世军。其实，从尹将军起始，每一个人都是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沙子，他们都是被时代风云所裹挟，为社会潮流所冲刷，是历史悲剧中的个人角色。可以说，《风和日丽》是以杨小翼60年的个人遭际的坎坷，来透视革命历史60年的得失。人性百态与人生诸味，都在其中，不一而足，让人荡气回肠，引人深长回味。 张者的《老风口》在当年的马指导员讲故事、摆龙门的过程之中，以连长胡一桂的坎坷经历为主轴，展开新疆建设兵团26连十数年间可歌可泣的屯垦史，从而也折射了兵团人半个世纪可歌可敬的戍边史。在胡一桂那些看似异常又似乎背运的遭际里，人们不难读出他的包裹在突兀、莽撞外衣里的英勇无畏与敢于负责、任劳任怨与机动灵活，他以他的失察、失误，换来的是连队的发展、他人的幸福。也许从他的总是不合时宜的遭际里，我们还能读到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军事化的兵团体制下，一个有个性的生命个体与讲服从、讲共性的强制性需要、集体性组织之间，存有的明显的矛盾与隐性的纠葛，以及置身这种矛盾与纠葛之后的顺应与探索、忍耐与坚持。在矛盾中前行，在困苦中奉献，把自己的青春挥洒在兵团的事业中，把自己的人生奉献给新疆的屯垦中，这既是胡一桂这个典型人物的大半个人生的写实性素描，更是以胡一桂为代表的老一代兵团人的一个历史性缩影。 迟子建的《白雪乌鸦》是以历史上的鼠疫灾难为背景的，但展开的画面却超越了灾难本身，可以说是借鼠疫这一灾难透视“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寻索“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因此，灾难面前的人性呈现成为作家最为看重、小说最为突出的内容。在鼠疫带来的天灾中，虽然也有伍连德那样力挽狂澜的英勇壮举，但更为常见的还是普通人的本能反应：有人被吓坏甚至死亡，有人萎萎缩缩，也有人从容淡定，还有的人毅然奋起。在鼠疫造成的日常生活变异中，不同的人物都自然而然地展现着自己的性格和命运，也都顺理成章地演绎着各自的爱恨与情仇、危机中的生机、暗夜中的曙色、人性中的闪光。小说由市井图的精描细画与小人物的悲欢哀乐，再现了历史的一页，更留下了深长的意味。这种意味显然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普通人面对灾难的难以抗拒和惨烈命运，另一方面又是底层人由个体的隐忍构成的群体的坚韧。历史改写着人，人也改写着历史，这便是人与历史同在的原由。 罗伟章的《大河之舞》探寻的是巴人在历史中消亡的秘密。作者曾告诉人们：“我所写的，并不是一部历史小说，而是对现实人生的观照。我希望把历史和现实打通。”事实上，作品由一个女疯子的影响、三条大河的流变，串结起一个神秘民族的远古前史与近世故事。人类的困惑和突围、文化的传承和流失，以及神界和人界、传说和历史、荒诞与现实、政治风云和种族命运等，都成为一场场凄美而决绝的舞蹈，在三河流域和罗家坝半岛上隆重演出和黯然谢幕。作者对于罗家坝半岛及巴人后裔未来命运的描写，呈现出半是颂歌，半是挽歌的两难与困惑：看似热闹而璀璨的巴人遗址、观光农业、五星酒店、巴人街等，在强化着现代化与产业化的同时，却也在加速着巴人文化的快速消亡。一个独特民族群落的“大河之舞”越来越成为了遥远的记忆。可以说，作品是一个民族群落与精神文化的纪念碑，由此悼念这过早消亡的民族，由此缅怀不该消失的历史，这无疑既让人唏嘘又引人反思。 都市与时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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