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寻找落伍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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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季明写作的第一次接触是《借个男友回家过年》,在本丛书集中,更名为“租借男友”,自然有他的理由,而我似乎更喜欢“借个男友回家过年”。这一句有些像歌谣,“回家过年”又有一股喜气洋洋,就像一个民间传说。2005年去香港岭南大学讲写作课程,有四堂大课,我设计每一课以分析一篇小说为内容。从提高学习兴味着想,专选择上海作者描写上海生活的小说,其中就有王季明的一篇。小说中人物所处的环境、地铁线,我以为差不多搭到这城市的脉,可说是象征。但故事还是循着现实的轨迹,诚实地叙述。以这一篇看,似可归入城市写作,事实上却也不尽然。在王季明这本集子中,有两篇小说颇引我注意,就是《天堂》与《和作家李图玩游戏》。 从这两篇小说看,王季明一定阅读过大量西方翻译小说,不止是因为这些阅读直接构成情节,还因为王季明显然从西方现代文学潮流中汲取养料,能够操纵形式。就好比前面说的,《租借男友》里的象征性,王季明的小说比较榛子,更善于处理一些抽象的题材。《天堂》与《和作家李图玩游戏》,都有一个名叫李图的人物,都喜欢阅读,也喜欢写作,但同样缺乏天赋,写得不怎么样,后来又都死于同一种病因,心肌梗塞。两个李图都有一个文友,就是“我”,名叫老禾。所以我宁可将这两个人当作一个,以小说情节虚构的顺序,编织李图与“我”的生活史,也是他们的思想史。 这两个人称不上知识分子,也称不上作家,充其量只是文学爱好者。他们是这城市最普遍的市民。以《天堂》的说法,李图居住在人口密集的旧区,新建成的高楼之间,残余着的没有开发价值的断巷陋屋。“我”的居处也差不多,石库门弄堂,狭小的住房,外加天井里的违章建筑。倘若采信《和作家李图玩游戏》中的安排,那么,他们还都是一家破产后转型的中等国营工厂里的职工。然而,这两个潦倒的人,却有一个奢侈的爱好,就是文学。他们都拥有与自己家境不符的大量藏书,老禾“我”,老婆没娶到,书倒收了一大堆,那间违章建筑就是专用于放书的。老禾与李图时常交换书,就像集邮爱好者交换邮票,同时交换阅读和写作的心得。如他们这样热爱文学却不能成就事业,简直是罪过。不顺遂的写作就也纳入现实人生,加剧了失意的心情。用什么来排解?喝酒聊天,聊什么呢?编小说,他们戏称为“游戏”——这就是意味所在,在写作这虚构活动之外又发生着一种虚构。在李图猝发心脏病去世后,留下小半部遗稿,写的是他们企业兴衰历史的长篇小说,老禾对此并不感兴趣,倒是平时“游戏”的胡编乱造,让他惋惜,于是编辑整理发表在网上。不久,就有网友指出,这故事是抄袭,来源于法国作家图尔尼埃的小说《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这一个结局令人大为意外,也令人琢磨,应当如何理解?是对写作者李图脱离生活现实的讽刺?抑或是对其想象力不足的扼腕叹息?而我更愿意以为这是投向虚空茫然中的精神对话,那西方翻译小说在此成为象征,象征遥远的、不可企及、却让人心向往之的不存在之存在。在《天堂》中,老禾“我”也死了,与李图的死不同,是死于非命,就更像是一个主动的选择,选择遁入虚空。小说末尾,那民工葛十朋载着老禾的骨灰回他临时住处,葛十朋是在李图死后出现在老禾“我”的生活中,就好像是“我”有意为自己培养一个文友,好填补李图的空缺。这位来自云南的“打桩模子”,年轻健康,体内还有充沛的活力,打算在这大城市混一番,却渐渐被老禾引入现实生活边缘的虚空地带。他载着“老禾”回家,猛然想起雷蒙德·卡佛的小说《大教堂》起首第一句话,王季明写道:“我把它改成这样:‘这个瞎子,是我的老哥,他与我一起在路上,今夜要在我家过。’” 李图与老禾的故事,在这本集子中,只占一小部分,不足以形成王季明写作的一个体系。在其他部分里,也有一些颇不错的小说,比如那一个短篇:《1974年的丧事》,读了真叫人喜欢,在这城市浮丽的外表之下,其实有着几近部落式的朴素内心,也可惜仅此一篇,不足以成体系。在这些无法归纳潮流的写作里,多少有着力不从心,就是不能开掘得更深更广,这是自己要负责任的。一些无从命名的存在,被固定在文字之下,倘若能有十倍、一百倍的写作,这种固定便增了体量,从无名到有名。还是那句话,量变到质变,事情许会是另一番面目。 当我与两位作者商量编一套丛书,迫切要做的事情是搜寻同道者,因决定是为从未出过书的写作者结集,所以就必是如榛子与王季明这样的“白丁”。分头问一圈,凡写作者大多出过书,或者未出过书写作却未能令人满意,但两位共同推荐一位文友,大约如同李图与老禾的关系,那就是孙建成。在送来的零散篇章里,吸引我的是《一个人的来和去》。我注意到小说最初发表时间是在2004年,故事写的则是1984年,主人公从插队的内地回沪,适逢侨居新加坡的父亲重访故旧。知青小说的浪潮早已过去,孙建成显然也过了愤青的年纪,虽可纳入所谓“海派”的风尚,可故事却并不着意于地域;要说是“怀旧”倒名符其实,但是,“怀旧”流行中的感伤主人在此被日常生活的严峻涤荡而尽。40年代,一个布店“小开”与邻家女孩的恋爱,在逛马路与吃零食中拉开帷幕,然后走入婚姻。聘礼是几十匹蓝士林布,于布店生意的人家,经济又实惠。聘礼转眼间被女孩的养母携回老家,是无后人的独腹,也是自居有养恩。余下这对小儿女自谋衣食,做小学教师和店员。共同生活是这样,离别呢,亦不过是丈夫买来小笼馒头,看着妻子吃罢。三十年后的重逢,内容大多也是吃饭,或者到国际饭店吃烤乳猪,或者在家中饭桌吃自烹的菜肴。当然,也有穿,当年的新衣服,压在箱底,三十年还是崭新,布店小开的信物,都染着生计的戚容。久别重逢并没有上演预期中的激情戏,送走客人,生活依然回到原状,只有一点小小的余韵,那就是每年里有一日,母亲要携全家一同去国际饭店吃一顿饭,穿着那一件旧衣服,仿佛是纪念,或者说凭吊,总之是将这不了情了一了,不了又能如何?不如自己伸手剪断,还保持了尊严。这么说来,这餐饭是有些将饮食男女的常情仪式化,但建成用意似乎也不在此,他只是遵循世事常态徐徐道来,相信事情自有定理,而表相上的秩序正是这定理的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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