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让无声的中国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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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无声的中国发声——读《李可乐抗拆记》有感 这些年来,中国小说正在失去面对基本现实、重大问题的能力。私人经验的泛滥,使小说叙事日益小事化、琐细化;消费文化的崛起,使小说热衷于讲述身体和欲望的故事,并臣服于它。那些尖锐、屈辱的生存真实、心灵苦难,已经很难引起作家的注意;文学正在从精神领域退场,正在丧失面向社会发声的自觉。从过去那种政治化的文学,过渡到今天这种私密化的文学,尽管面貌各异,但从精神的底子上看,其实都是一种无声的文学,因为这种文学,如索尔仁尼琴所说:“绝口不谈主要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即使没有文学,人们也早已洞若观火。” 什么是“主要的真实”?活着的意义、生命的自由、生之喜悦与死之悲哀,这些肯定是,但除此以外,三聚氰胺、贩卖智障人士、暴力拆迁也肯定是——只是,这些和民众密切相关的事件,没有几个作家会认为它们具有文学书写的价值。文学固然是人心的呢喃,但它也是现实的写照,如果缺了与现实短兵相接、直接较量的能力,文学就可能成为纯粹的游戏和梦呓,陷于死寂的状态。 需要重新召唤一种发声的文学。它说出真相,洞察社会,也关怀人类内心的希冀和梦想,从而让一个时代“主要的真实”被审视,让卑微者被书写,助无力者前行。现实如此喧嚣,假若文学却一直处于无声和失语的状态,这是一种悲哀。所以,比起那些叙事看起来精致、文字气质却萎靡不堪的作品,这些年,我更愿意去阅读记者的深度报道,或者一些有真材实料的社会调查,它们至少告诉我,除了私人的经验,还有别人的生活,除了个体的悲欢,还有他者的痛苦。 这些声音或许是微弱的,渺小的,但它一旦被众人所倾听,这个声音就可能改变世界。小声音去到天上就能成为大声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看重李承鹏的《李可乐抗拆记》一书所作的努力。 《李可乐抗拆记》显然是一次写作的冒险,但它至少让我们看见,文学在面对“主要的真实”时,不仅可以发声,而且还能与现实进行深入的辩论。而完成这一辩论的,正是李承鹏所创造的李可乐、菜刀妹这些小人物。面对强权所带来的耻辱,小人物还能拿什么和他们对抗?唯有良知和智慧。 在世俗世界挣扎久了之后,良知早已蒙尘,智慧也容易生锈,但现实的残酷教育了李可乐。这个揣着私心的外来“钉子户”,终于在一次次被骗和被打击之后,良知苏醒,智慧也觉悟了,他突然明白:任何个体的权益和命运,都不能奢望别人赠予,也不会从天而降,而只能自己去抗议、去争取。所以,接下来的一次次反拆迁斗争中,李可乐带领丁香街的百姓和拆迁队斗智斗勇,甚至还发明了一种反拆迁的绝妙方法——让大家的房产证集体消失,以致开发商即便拆迁成功,也无法和大家签约,无法获得开发这片土地的合法手续。所有这些,都不是小说家的虚构,而是当代中国的写实,读到这里,我就不禁感慨,生活远比文学精彩,甚至在中国,生活本身都成了一种传奇。 暴力拆迁的不断上演只是传奇中国的一个侧面。《李可乐抗拆记》写出了这个侧面,这可以看作是对当代文学普遍存在的失语症的一个反讽。 一个担负者,一个站出来生存的人,其实就是一个面对现实发声的人。这个声音,在《李可乐抗拆记》一书中,显然过于峻急、外露了一些,可是,在一个常感麻木并且无声的中国,这样的声音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今日的中国或许算不上是大争之世,但大争之世需要的血性、良知、觉悟、承担精神,却是改变现状必不可少的一味药。 李承鹏以他的直接和凌厉,用暴力拆迁做引子,说出了当代中国的现状,也说出了当代中国的匮乏。他在《李可乐抗拆记》一书叙事上的粗疏和过度漫画化,有时会使阅读变得太具娱乐效果,但这并不能掩饰此书的风骨,尤其是在一个喧嚣和静默尖锐对立的年代,正视现实,说出真话,肯定比艺术修辞上的打磨、雕琢更重要,因为一句真话有时比一个世界还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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