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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消费时代与文学反思(2)

来源：文学报

2012-09-28 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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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知识分子则自始就有一种高贵意识，他们自认为是和神直接打交道，对世俗权力有种不屑。而他们唯一能够与神沟通的就是他们的内心灵魂。所以，他们的反思是摆脱了一切外界世俗目的干扰的自我拷问，一切外界环境和外部命运都成为了这种内心拷问的刑具。今天，我们很多自称为独立知识分子或自由知识分子的人其实都还远远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就更不用说一般的作家们了。大部分中国作家关心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在官方眼里怎么样，在官方媒体中的排名怎么样；一件是在老百姓眼里怎么样，书卖得怎么样。所以他们的作品多半不是媚上就是媚俗。

　　记者：以反思为主导的作品，因为面对的是历史，往往被认为是指向过去。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只有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整体性理解，才可能有真正的反思。以此观之，我们又必然会遇到一个难题，当下所处的消费时代本身就支离破碎，在后现代的社会语境里，人已然被撕裂成了碎片。在这样的背景下，该如何建立起对生活的整体性理解，进而对过往的历史进行深入的反思？

　　邓晓芒：的确如此。真正的反思是面对永恒的，西方19世纪的文学就已经达到了这一洞见，而我们至今还停留于历史相对主义和《资治通鉴》的水平，即借用历史的反思来解决眼下的一些具体问题。当前的消费社会使一切深层次的思考都被边缘化了，这其实是一切历史的通例，试看历史上那些振聋发聩的思想家，哪一个不是在对当时社会的普遍沉沦敲响警钟？倒是在那种真正的太平盛世，文学反而没落了，这就是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我倒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正是诗家幸运的时代，中国人的人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各种不同文化撕成如此不堪收拾的碎片，因而在时代精神的深处已经发出了这样的呼唤，即要求作家重新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建立起全新的整体性理解。但遗憾的是，少有中国作家意识到自己所处的这样一个文学土壤肥沃的时代，他们太喜欢媚俗了，他们历来只以老百姓对自己生活的整体性理解为创作对象。一旦这个对象本身分崩离析，他们就无所适从。当代中国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充满着文学创新的各种契机。种种全新的观念与中国特有的传统和国情的结合更是前所未有的，不但中国没有，全世界都没有。所以，当此世界文学日显衰落之际，其实是中国文学崛起的最好时机。但中国的作家由于思想境界太受局限，又不爱学习，至今还没有接过时代的机遇，他们整体上辜负了他们的时代。

　　三

　　记者：随着网络、影视等新媒介的发展，文学表达的空间正在不断受到挤压。与之相关的是，传统文学，特别是小说所赋有的反思和批判的功能，有一部分正被别的载体所替代。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尔维诺预言小说的未来必然是轻逸的。反思却往往意味着沉重，同时，还意味着我们必须得做出诸如善恶、美丑等价值判断。这似乎也不符合文学特别是小说发展的趋势。至少我们当下的很多作品，常常以“人性是复杂的”为由，把一切的“判断”都悬置起来。如此，固然可以让小说变得圆滑，却也增长了思想的惰性。联系到小说令人忧虑的前景，文学的反思如何可能？

　　邓晓芒：自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文学符号就成为了文明的主要载体，这是有其必然性的。因为文字本身是表达思想的，它的外形只具有象征性而不具有形象性，中文虽然是象形文字，但本质上也是象征思想的。而思想是一个文明的精髓，是一切有形物质文明的灵魂。所以我不认为网络和影视能够完全取代文学的功能，它们只不过表明今天的人们在审美意识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而已。

　　至于文学中的价值判断，倒不一定与文学的发展背道而驰，问题是这种价值判断的深度如何。老生常谈的价值判断当然是不适合于文学的，它们可以到影视文化中去尽情表达，老百姓百看不厌。但文学的长处是能够振聋发聩，甚至与世俗相对抗。这就是思想性，这种思想性不是说教，往往一个有思想性的作家不见得自己能够意识到这种思想性，但他有敏锐的饱含思想的感觉。这说明了文学的不可替代性，但只有一个有思想的民族才能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有一天，文学完全被影视和网络所取代，就证明了这个民族的彻底沉沦。

　　卡尔维诺的“沉思之轻的东西”不是说不要反思，而是经过了沉重的反思才达到的境界，即“举重若轻”。这种沉重的反思不是要沉陷于对世俗道德和善恶的称量，而是要在灵魂的根基处升华，成为“宇宙智慧的一部分”。卡尔维诺要为未来“新千年的文学”做“备忘录”，当然必须轻装上阵，高蹈轻盈，他的肉身虽然一样的沉重，他的精神却早已飞向了一个不受物质拖累的灵明的世界。今天仍然保持这种理想主义的激情的作家已经不多了，人们更欣赏的是昆德拉式的愤世嫉俗。昆德拉可以占领影视，但必须把文学留给卡尔维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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