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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鲁迅曾说过这么一段话：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绝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此话可谓深中肯綮，一语道破了小说在中国历史上的辛酸地位。《汉书·艺文志》尝于“六艺之文”后给诸子十家排了个位次，曰：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显然，小说家被摆在了最末，并被标签为“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小说不但被史家摒弃于“可观者九家之外”，更被无情地断定为是与“通万方之略”毫不相干的东西。因而，在晚清以前，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始终饱受歧视，并且一度被正统文人打进“冷宫”。小说的存在，除了供小市民们消遣娱乐作饭后谈资之外，确乎别无其他“正经”可言！
直到1872年，方才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扯着嗓子喊了一句：“谁谓小说为小道哉！？”公然向传统小说观念呐喊示威。此公名为蠡勺居士，是个很有识见的文人。他翻译过一本英国小说，名曰《昕夕闲谈》，并且还为该小说写了一篇序叫《昕夕闲谈小叙》。在这篇文章里，他不但指出了小说在观照社会及人生方面具有巨大作用，同时，还进一步地指出其“感人也必易，入人也必深”的特殊社会功能，可谓一语中的，点明了小说的感化功能。然而，蠡勺居士的社会影响力毕竟有限，因此，他的这篇呼吁提高小说地位的文章并没有引起当时人的注意。
小说翘首以盼的“救世主”直到二十五年之后才姗姗而来。虽然曙光的照临相对迟了一点，但对小说家族而言，命运之翻天覆地的变化已是大势所趋。
力举狂澜的正是晚清时代那群执着地跋涉在“救国”征途之上的启蒙思想家们。事实上，他们之所以大张旗鼓的鼓吹小说地位，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找寻一剂济世图存的良方。
为了理清小说命运转变的脉络，我不妨举几例相关的史料，好让大家对晚清启蒙思想家们的齐心努力有个一目了然地认识。
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连载《变法通议·论幼学》，并在文中狠批中国旧小说“诲盗诲淫”，败坏社会风气，甚至大胆提出变革小说的构想，要求小说成为暴露官场黑暗，抨击社会陋俗的有力武器。应该说，这时候的梁任公已经在心底确立了五年后发动小说界革命的思想框架。同年，康有为在其撰写的《日本书目志》中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实在是小说的功劳，从而把小说与政治维新紧密地联系起来。他还在“识语”中反复强调小说对社会普通民众的教化作用。
1897年10月至11月，严复、夏曾佑在天津《国闻报》连载《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在这篇近八千言的煌煌大论中，他们先是强调小说的功能在于“营构人心”，然后进一步得出小说实为“正史之根”的结论，曰：“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构之史，而今日人心之营构，即为他日人身之所作。则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据此，他们把《国闻报》附印说部的宗旨定为“在乎使民开化”。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连载日本作家柴四郎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同时发表了由他撰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正式推出政治小说，以此作为不同于中国旧小说的“新小说”而加以大力提倡。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称政治小说在欧美及日本等国的社会进化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尽管他对于小说的功能难免有夸大之嫌，但这篇文章无疑标示着与鄙视小说的几千年传统文学观念的彻底决裂，也可以说它是1902年梁启超正式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前奏曲。
二
小说的命运发生戏剧性惊变之最关键的一年是在1902年，而咸鱼翻身的小说最应该感谢的那个人就是梁启超。正是由于他发表了那篇振聋发聩的惊世檄文，小说的身份和地位才彻底地获得了大众的认可。然而，小说在涤尽千年屈辱的同时，也被赋予了“不可承受之重”。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小说仿佛刚刚脱下标志自己廉价身份的“轻衣罗衫”，还没来得及额首称庆，就被“恩公”不由分说地披上了一套“重金铠甲”。没错，它确实被寄予了“拯救危亡”的历史大任。
接下来，我将重点谈谈《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作为“小说界革命”的冲锋号，正是它，将小说隆重地推上了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了一份专发小说的杂志《新小说》，并在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从此正式拉开小说界革命的序幕。这篇文章其实主要就是在论述小说界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其基本观点如下：
其一，小说具有不可思议的“支配人道”的力量，因此，“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
其二，由于小说既能满足人类出于天性的欲求，又具有感染人，改变人的神奇之力，故而小说能够影响社会大众的心理，并进而影响国家的前途命运。
其三，中国旧小说因为掌握在“华士坊贾”者手中，而成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因此，作者疾呼：“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其四，小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作用，是因为小说具有其他诸文无法比拟的艺术价值和艺术特征。概而言之，小说具有两大功能性特征：1）它既可再现现实世界，又可虚构理想世界；2）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力，既可“入人”，也可“移人”，即通过艺术感染力潜移默化地对读者发挥熏陶感化作用。
倘若从当下的眼光去看待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或许会觉得他对小说寄予了过分的厚望，显得有些天真。特别是把小说的社会作用吹捧至神乎其神的地步，实在有颠倒小说与社会关系之嫌。但瑕不掩瑜，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具有划时代意义，尤其是对中国近现代小说发展史具有深远的影响。
首先，该文将小说提到“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从理论上，从社会舆论方面把长期处于文学结构边缘地位的小说推向了文学结构的中心。
其次，梁启超的观点猛烈地冲击了中国小说传统的“消闲”观念，以进步的功利主义取代“消闲”，从而提高了小说的思想品味。同时，也奠定了中国近代文学过分注重政治功利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再者，由《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所引发的小说界革命，可谓牵一发而动百身，很快便如旋风一般席卷了整个晚清文坛。一时间，小说报刊蜂起，新小说家群体茁壮成长，新小说创作更是空前繁荣。我们可以借助一组史料来大概了解一下当时的蔚然盛况。
据史料载，从1903年到1907年，约有十数家专发小说的杂志雨后春笋般地陆续创刊，其中，《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被称为“晚清四大小说杂志”。至于小说创作情况，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统计，从1898年至1911年出版的创作小说约600余种。其中尤以政治小说和谴责小说为甚。
然而现实毕竟不以人的主观意愿而改变，尽管以梁启超为首的一代启蒙思想家们披肝沥胆鞠躬尽瘁，但在清末阶段，如火如荼的小说界革命却并没有带来纯文学的小说观念。他们只是理想化地提出了一些小说难以承担的社会使命，并且基于这样的观念，小说界登时涌现了一大批主题先行、理想化、概念化的作品。其中就包括梁启超躬行实践而写就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该小说基本上毫无艺术价值可言，通篇文字，仅仅是在借小说人物之口来图解和宣传作者的政治理想。而陈天华的《狮子吼》，更是直接以民生、平权来冠以人名。
事实上，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提升小说地位，其根本目的不在于拯救小说这种文体，而是看中了小说之“力”，那种可以“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议之力。夏曾佑曾在《小说原理》中直接点明当时一大批小说倡导者们的真实意图：“中国人之思想嗜好，本为两派：一则学士大夫，一则妇女与粗人。故中国之小说，亦分二派：一以应学士大夫之用；一以应妇女与粗人之用。今值学界展宽（西学流入），士大夫正日不暇给之时，不必再以小说耗其目力。惟妇女与粗人无书可读，欲求输入文化，除小说更无他途矣。。。。。。”由此可见，在1902年至1911年这十年间，小说创作不仅以白话居多，而且多数作品表现出意旨明晰而艺术粗糙的特点，原来它们并非写给“学士大夫”们欣赏把玩，而只是用来启迪“妇女与粗人”的。
如果政治小说的作者是为了更好的启迪平民百姓而放弃文本的艺术追求，那么与其同时风行于世的谴责小说作家们，却似乎更多地沉迷于“狂吐胸中块垒而不顾节制”所带来的谩骂快感之中。尽管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多少为我们留下了一些诸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相当不俗的作品，但这些小说在艺术上的成绩相当有限，并且最终无法遏制它们的“后继者”滑入“黑幕小说”的泥沼。值得一提的是，晚清小说界革命还一并催生了稿费制度。当小说这种文体与报刊市场结合，小说家就成为了专以此谋生的专业化人员，为此，他们从依附大众的一般趣味到媚俗，进而粗制滥造，以至于到了民初，大多小说基本上都淹没在通俗游戏的趣味中。到了1915年左右，小说界革命已成强弩之末。文坛再次被粗俗与低劣的小说所盘踞，以至于梁启超不得不无奈地申斥道：时下小说，其十九，则诲淫与诲盗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
虽然任公先生以一声心酸的长叹，给这场轰轰烈烈的小说界革命划上了一个相当尴尬的句号，但它的潜在影响却仍旧是深远的。可以说，数年后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便直接受到了这场革命的多方面启发。
三
由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虽然为小说打开了樊笼，但却没有赋予它健硕的翅膀。羽翼未丰的小说，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其实一直处于自我迷失的挣扎状态。它根本没有找到自己的“价值坐标”。而真正替它完成这份夙愿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于是便有了“新小说”的概念。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彻底否定封建意识形态和文化体系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场彻底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运动，它彻底打破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禁锢，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几乎都具有大胆借鉴外国文化以改造中国文学的识见和气魄。中国的“新小说”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诞生的。且自一出世，便以其近乎完美的姿态而跻身世界文学之林（如鲁迅的小说）。
当然，近代小说观念的改良，近代小说创作的繁荣以及翻译小说的活跃，都为“新小说”的诞生准备了必要条件，至少是起了积极的催生作用。而活跃于五四文坛之上的许多作家都曾在早年接受过梁启超思想的影响，譬如鲁迅，郭沫若，钱玄同等等。他们不但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与思想革命、政治革命结合起来，而且特别重视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功利主义指向。此外，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将小说的特点概括为“熏、浸、刺、提”四个字，着重指出小说艺术在于通过潜移默化来影响社会，而这一点，是与许多五四作家们的创作观不谋而合的。梁氏在该文中还归纳出文学创作方法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分。这在五四文坛上表现的尤为突出，最鲜明的例子便是鲁迅和郭沫若，前者贯彻的是冷峻凝重的现实主义，后者则依循的是火热感性的浪漫主义。
至于借小说来唤醒民众，继而振兴民族精神，五四新文学作家与晚清启蒙思想家们更是一脉相承！他们都有一颗火热的济世报国救亡图存的壮志雄心！
小说因为五四“战场”的历练而日渐成熟，在接下来近一个世纪的文学长河中，它始终居于中心位置，并一直呈现出旺盛的“精力”，于中国文化发展的轨道上留下了辉煌而又璀璨的一笔。然而，纵观五四以来的现当代文学，我们不难发现，小说政治功能的强调一直都是文学创作的主流，从30年代的“左翼文学”到40年代的“延安文学”，再到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文学，小说似乎始终没能摆脱与“政治功利“的瓜葛。特别是建国后三十年文学（尤指文革十年时期的文学），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几乎已完全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差不多与艺术审美彻底绝缘。可以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那是小说最沉重的年代，也是小说最轻浮的年代。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国门的敞开，西方一系列的文艺思潮接踵而至，诸如表现主义、魔幻主义、荒诞主义、解构主义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小说作为一种艺术文体，终于获得了自由身，于是顺理成章地开始了一段“光怪陆离”的“西装”时代。从伤痕小说到寻根小说，从新写实小说到先锋小说再到晚生代小说，劫后余生的小说可谓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朝着理想奋勇前进。而与此同时，小说也在逐渐地迈向“去功能化时代”，特别是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蔚然成势的先锋小说，可谓是完全沉浸在叙事技巧的自我迷恋之中，作家几乎很少关注文本所传递出来的社会教化功能。譬如马原和余华的小说便是代表。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开始面临着更大的威胁和挑战，那就是网络信息时代的来临。大众传媒以“洪水猛兽”之势夺取了文学的中心话语权。如今，文学早已在电视电影以及因特网的强行驱逐下退守边缘。而商业文化则开始堂而皇之地打着拯救文学的名义一步步地将文学创作与市场利益挂钩，于是乎，一大批旨在取悦大众的低级趣味的文字作品，如过江之鲫一般蹿拥向图书市场，合力打造了中国文学的泡沫化时代。迫于生计，许多小说创作者们开始“与时俱进”，让纯文学安静地躺在寂寞的角落，然后“洗心革面”，涂红抹绿地跟着市场走，昧着良心去媚俗。
当然，当代文坛还是有不少缪斯女神的坚决捍卫者。他们始终将文学创作视为一件严肃的工作，至少在创作过程中始终没有放弃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关注现实，对社会人生进行深入而独具个性的思考，他们不隐恶，不讳善，不蔽美，不扬丑，他们深知笔下文字对大众的潜在影响。他们身处和平年代，却依然谨记五四时代精神，并且坚持循着鲁迅先生的足迹，怀着一颗虔诚而执着的心开拓着文学的未来。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和努力，我们才会迎来一大批诸如《白鹿原》《尘埃落定》《狼图腾》《沧浪之水》等等这样厚重的作品。
面对这样一个浮躁而又肤浅的时代，纯文学处境艰难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跨越数千年坚持到今朝的小说，又将何去何从，我想，每一个有良知的当代小说家都该引以深思。
穿上“轻衣罗衫”，实在太轻，套上“重金铠甲”，却又太沉。小说既不该沦为纯粹的消遣品，也不可过于沧桑，始终活在力所不能及的尴尬之中。
或许，“寓教于乐”，身着一身轻便却坚韧的“金丝软甲”更符合小说的身份确认。但前提是不可丢掉它的“社会责任”！
总之，小说家们应该怀揣着一颗“责任心”去写作，必须时刻不忘一百年前梁启超先生为小说归纳的那四个大字：熏、浸、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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