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史铁生:轮与轨

  一

  2010年元旦刚过,史铁生出版了他的散文集《扶轮问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史铁生在离他60岁生日还差4天的时候走了。在流水账一样的散文时光中,这样的戏剧性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它带给人的不是惊喜,而是辛酸;它修改了那本书的意义,使它由一个人的生命哲思,变成一种苍凉的告别。

  史铁生说:“在你20岁的时候,上帝就把你放那儿了,你的肉体被带到了受限制的状态下,你和别人一样,但你不能和别人一样走路。你无法躲避必须面对的就是痛苦。

  “如果我问上帝为什么,我会因为得不到回答加倍痛苦;

  “我常常感到搓火,因为我找不到任何出处,或者说找不到仇人,为我正在遭受的一切注解。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最经常感觉到的就是限制。我时刻被自己的身体提醒,我不能随心所欲,那么人出生是干吗来了?

  “所以我老是在想,我没法不想。面对限制和由此而来的痛苦,我必须想透。”

  从21岁双腿俱废,到死亡前的最后一刻,40年中,史铁生一直在想这样的问题,他比任何人想得都多,都深,因为除了治病,他几乎无事可干,只有思想与写作,有可能超越身体的限制,就像我在那篇写于11年前的《我读史铁生》中写的:“史铁生因失去了行走的能力而获得了超凡的思想能力,因失去了空间而获得了时间。他的生活范围已十分狭小,但他的时间却被拉长。众生的生命都是快镜头,如永不停息的钟摆,惟独他的生命是慢镜头,像漂浮的游丝。仿佛他从上帝那里盗取了时间,或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公式里获得了时间。其实,他的时间来自他自己,来自他深邃幽远的冥想,来自他思想的时速,来自他每一寸时光中蕴藏的无边广阔的价值。”

  二

  不会走的史铁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散文的走向,使它开始告别“红、光、亮”的宏大视角,开始向人性的深处挺进。周作人在1918年提出的“人的文学”的理想,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被空悬之后,在世纪末的20年内得以实现和深化。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明确地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认为,“人”的问题,在欧洲早已经得到发现和解决,而在中国却现在才要“从新发见‘人’,去‘辟人荒’”,虽然晚了点,但“总比不学该胜一筹”。鉴于此,有必要在文学中“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进而,周作人对“人的文学”的文学作了如下界定:“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并指出了两种重要的描写方法:一是从正面展现“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二是从侧面的角度来写平常人的生活,或从反面的角度来写“非人的生活”。“人”是周作人对新文学理解的重要概念。所谓“人”,便是指“灵、肉一致的人”;所谓人性,便是“兽性与神性”的结合。“而一切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周作人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呼唤文学中的“人”,他赋予新文学的重要内涵或者思想就是展现这健康的向上的人性。人,第一次走进了新文学运动先驱者的批评视野。需要注意的是,周作人在此强调的“人”既有普泛意义上的“类”的概念,又有“个人”的含义,即“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周作人所说的“人的文学”并非“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他是站在启蒙的立场上,从内容方面着眼,提倡“普通”、“真挚”的“平民文学”,把文学现代性与“人学”现代性紧密结合起来,使新文学明确了与旧文学在基本的思想原则上的分歧。因而,有学者说,周作人的《人的文学》,“首先揭起以西方人道主义为基本精神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旗帜,从而使文学革命由‘破坏’阶段进入‘建设’阶段,由形式上的改革进入实质上的形式与内容并重,加速了文学革命的进程。”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新文学实质性的宣言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

  如果我们是猪,我们一定乐于表达猪的喜怒哀乐,然而我们是人,所以我们所从事的文学,就不得不思考人的命题。这是常识,却是中国的写作者们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才赢得的权力,因为文学中的人,在历史与政治的裹挟下,早已面目不清。这几代努力者中,就有史铁生的身影。史铁生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完成一连串的生物过程,而是为了追寻一系列的精神实现。”于是,散文这种文体,在广场、街道以及虚空中游荡了数十年后,在史铁生那代散文写作者那里,又开始有了人的温度,有了属于人的欢乐与脆弱、迷惘与顿悟。不知史铁生是否注意过周作人的 《人的文学》,但他这样阐释他心目中的 “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不仅应该关怀人的肉体,最主要的是得关怀人的灵魂。把一个要死的人救活,把一个人的伤病治好,却听凭他的灵魂被捆缚被冷冻被晾干,这能算是人道吗?”也就是说,实行人道主义,并非只是医生的职责,更是写作者的职责,这样才能实现普遍的人道主义。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自己的伤痛甚至残缺,但因种种原因,羞于说出自己的怯懦、不洁和困惑,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文字里扮演着业余上帝的角色,句句是真理,而不敢直面惨淡的人生,不敢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对人性的深刻省察、周作人对人道主义的倡导,在时光的磨洗中已经音讯全无。除了面前一片板结的冻土,和一堆被视为纪念碑的石头,史铁生那代人几乎什么也看不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史铁生开始了另一种写作——“人”的写作。与他同时,在他身后,同行者不绝如缕,以至于他离世的2010年,这样的写作已经成为诸多散文作家的自觉追求。《扶轮问路》为此提供了证明。不能说史铁生伟大,但至少可以说史铁生是勇敢的,因为他敢于道出生命的困顿,并无休止地追问生命的真相。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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