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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传记文学的原则与基本精神(2)

来源：人民日报

2012-09-28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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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学者川合康三所著的《中国的自传文学》一书中敏锐地发现，中国的现代自传虽然是在西欧自传的影响下产生的，但与西欧自传相异的中国自传独特的性格，也同时与生俱来。他认为中国的自传中，一般缺少忏悔、告白那样自我批判的性质。以郭沫若的自传作品为例，“不仅与西欧自传的两大类型划清了界限，而且不期而然地揭示了西欧罕见而中国独具的自传的鲜明特色：‘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就是说，社会是个人的背景，个人存在于社会之中——这种紧密结合社会、时代来描述个人的方式，正是与缺乏自我省察精神互为表里的中国式自传的重要特征。” 川合康三把中国的现代自传的特点界定为对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描述，这大致无误，把这些特点与朱东润先生为现代传记所规定的四条原则结合起来看，基本上也可以看出现代传记与自传之间的内在的一致性来。 　　加强传记文学的研究

　　真正把现代传记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一门文类来研究和写作，应该是从朱东润先生开始的。朱先生从理论探索到写作实践对现代传记作了全面的推动，并且在上世纪80年代初经教育部批准，一度正式建立了现代传记文学的二级学科和硕士、博士生的学位授予点。现代传记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和文类，正是在朱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经世济国的热情和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并走向成熟的。因此说，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历史并不长，还在发展之中，何况，它的发展过程中与整个现代文学史一样，都曾经遭到政治、社会、经济等各种风浪所及，难免还有曲折低回的经历，这一切经验和教训都是亟须我们来研究和总结的。18年前，朱先生的高足李祥年的《传记文学概论》出版时，陈允吉先生曾作序说：“从最近十多年的情况来看，人物传记创作可以说在国内出现了较好势头，使过去那种传记创作无人问津、作品寥寥无几的状况为之一变。外国传记的翻译与古代文献的注释整理也不断有新的成果产生。唯一显得薄弱的是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这个属于传记文学总体工程上层架构的部分，现在仍不免给人一种荒疏阒寂之感，如不努力改变这种偏畸，势必会严重地影响到本门学科的健全拓展。” 陈先生这里所说的“最近十多年”应该是指“文革”结束以后的十多年时间，这一晃又有近20年的时间过去了，加起来就是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在这期间，传记文学的研究和实践自然是有了很多变化，但传记文学理论上的拓展是否有相应的进步，仍然值得我们去关注。

　　应该说，《解放军报》的资深记者李健是这十几年传记文学领域涌现出来的十分出色的新人。她在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实践中，已经摸索出一条结合了报道、特写、文学等综合经验的写作方式，在采访和报道当代军人风采领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十分引人注目。不仅如此，她还以传记文学为研究对象，先后进入高校进行深造与进修，先后攻读了以传记文学为目标的研究生学位和从事博士后流动站的工作。她在兰州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对于当代传记文学的实践状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获得学位以后，她又进入复旦大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研究报告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研究》。

　　在这份研究报告里，李健没有孤立地研究现代传记文学，而是把它放在古代传记文学写作的传统流变之中，放在西方传记文学的翻译和理论影响之下，综合地考察传记文学如何从古代史传向现代文学转型的过程，她思路开阔，纵横捭阖，偏重于理论形态的探讨，对于现代传记创作和理论都有比较丰富的阅读和研究。应该说，是填补了这一领域“荒疏阒寂”的状况。李健的研究属于这一领域初期的拓荒，未免也有失之笼统的地方，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尝试，她的努力是可贵的，有系统并且有成效的。　(陈思和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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