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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与张伯驹的国画论战之迷(2)

来源：博览群书

2012-09-28 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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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成立北平美术作家协会，会长徐悲鸿，我是副秘书长。展开对中华美术作家协会作斗争。本来我们也都是中华美术作家协会会员，为反伪国民党驻北平大员李辰冬，故反对他们，才成立此协会，对抗之意。

徐悲鸿画作

    当时北平新绘画与旧绘画论战，就是此事。掀起了新旧的艺术观点辩论高潮。

    需要说明的是：“中华美术作家协会”应为“中华全国美术会”，是国民政府组织的美术团体，该会的宗旨是“以联络美术界感情，团结美术界力量，为谋学术上之磋励，及美术事业之进展”。1933年11月12日成立于南京时名为中国美术会，选举张道藩为总干事，于右任、王祺、张道藩、高希舜、李毅士、章毅然、汤文聪、陈之佛、梁鼎铭九人当选为第一届美术会理事。此后，徐悲鸿当选为第二、三届理事（以后各届是否连任待查）。该会会员几乎包括中国著名画家、美术理论家、美术教育家和美术鉴赏家，至1947年会员总数已达348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该会迁至重庆。1940年更名“中华全国美术会”，张道藩任理事长。1946年3月25日美术节时，中华全国美术会北平分会假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开成立大会，推邓以蛰（叔存）为理事长。同日《华北日报》曾辟“美术节特刊”专版，刊登邓以蛰《美术的生命与使命》、秦仲文《美术节漫话》及《中华全国美术会北平分会成立大会宣言》诸文。翌年8月间召开第二届年会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公举邓以蛰、张伯驹为正副理事长，李辰冬、寿石工、陆鸿年、李智超、吴幻荪为常务理事。曾一橹、门荣华、潘素为常务监事，赵梦朱为秘书。罢教之秦、李、陈三教授均列理事名单中。

    罢教事件开始后，全国美术会北平分会立即召开常务会议，并举行记者招待会，副理事长张伯驹首先声明支援艺专被解聘三教授的艺术立场，并非为私人关系对徐氏个人有所不满，认为西画是写实的，以形似为主，而国画是超写实的，以韵味为主。徐氏专骛形似近乎与照相争巧拙，国画以韵味胜乃民族艺术风格。同时散发、刊登《反对徐悲鸿摧残国画》的传单和宣言。徐悲鸿等针锋相对，同样召开记者招待会，散发《新国画建立之步骤》等书面发言，阐明教育与艺术主张，并通过广播畅谈当前中国艺术问题，主张艺术要求真，要以素描作基础。平心而论，徐悲鸿曾经对秦仲文等人的艺术水准还是肯定的，早在半年前撰写的《国立北平艺专美展评议》一文中称：“秦仲文先生此次出品中松瀑合幅极具气势，笔法老练，雪竹一幅尤见精能，皆是佳构；陆鸿年先生月林清影，俊逸天成；陈缘督先生人物，工力老到；李智超先生山水四幅，奄有石涛潮江之奇；王青芳先生之游鳞可与亚尘抗席……”于此，即可体会到当时徐氏为本校拥有创作艺术水准高超教员而欢喜自豪的心境。然而，今非昔比，教学方式与艺术观念相左，道不同而言各异。当徐悲鸿接受《新民报》记者谈话时就有了“全国美术会北平分会张伯驹曾来信给调停，我不接受，用不着调停。我走了多少地方，喜马拉雅山我住过半年，人物、翎毛、动物我都能画，花卉也有几手，山水要画也可以；自然他们认为是狗屁，但他们的我也看作狗屁。他们简直不堪一击，有了电灯何以偏要点起洋蜡，况且连洋蜡也赶不上，也谈创造新艺术才笑话呢”诸语，激愤之情显而易见。为此，张伯驹发表了《我对于文化艺术创造之意见》，进一步申述自己的艺术观点。前引跋文中“余亦曾与悲鸿发生论战”缘由即此。

    言归正传。刘铁华之所以能成为调和人，至少具备了三个条件：

    首先，他早年毕业于北平美术学院，该校实即1924年成立的私立京华美专，校长尹述贤，后更名北平美术学院，因与北平市其他美术学院名称容易混淆，为使社会人士对该院过去历史及现在成绩明瞭起见，又于1933年10月经董事会同意改称京华美术学院。刘石麟、周养庵、邱石冥、杨仲子、吴镜汀、于非厂、汪慎生、周怀民、吴光宇、谭同冏、萨空了等先后担任过校董及教职员，其中不乏当时北平画坛上的知名人物，即所谓“京派”之代表人物。刘氏与此辈人物有师生之交，又同为中华全国美术会会员，容易从感情上拉近距离。

    其次，1946年10月16日成立的北平美术作家协会由吴作人为理事长，徐悲鸿为名誉会长，邓以蛰、溥心畬等为名誉会员（论战开始后报道称溥氏作壁上观，大概与此有关）。刘铁华为理事之一，同时又是国立北平艺专的兼职导师，艺术观点与徐悲鸿相近，并在论战时积极支持徐氏的观点。据当时报载：“自国立北平艺专国画组三教授因不满该校校长徐悲鸿对国画组之措施，发生罢教后，北平艺术界展开白热化国画论战。美术会平分会为了支持三教授，反对该校国画理论上之主张，认徐悲鸿有意摧残中国故有艺术，蔑视国画之价值，中华全国美术会留平会员刘铁华、黄养辉等十六人发表联合声明，认美术会平分会在国画理论上如有殊见时，尽可善意建议，似不应以分会名义，发表宣言，攻击私人。”“中华全国美术会留平会员刘铁华等十二人，也加入战团，驳斥美术会态度偏颇。其大意谓：国画应否改革之争，即成过去，中国自明以降，即陷入‘师古’的泥沼，如不自拔，终必坠落绝境，今北平美术会在国画理论上，既有殊见，尽可在理论上多所发表，或善意建议，岂可滥发宣言，肆意毁谤同一团体中之理事。刘等末谓：我们相信北平美术会不乏明达之士，为建设新文化，应多增团结力量，则中国艺术前途甚幸……等语，以响应徐校长的谈话。”组织、思想及行动上都能与徐悲鸿站在一起，是不难得到徐悲鸿认可的。（参见1947年10月《中央日报》、《华北日报》、《新民报》等报）

    第三，他从事数种报刊（副刊）主编职务，与报界联系广泛，也得到了众多文化界人士的支持，特别在艺术领域，如简历中提到的主编《经世日报·艺术》周刊，即由徐悲鸿题写刊头，并撰写了《发刊词》。通过利用宣传阵地，无论是舆论导向还是艺术观点阐述上，都使得徐悲鸿一方在这场论战中具有优势地位。自然，这与时代发展对艺术观念的转变而产生的重大影响，也使之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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