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力钧眼中的方力钧:自己很受用暴发户的感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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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力钧: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关系其实是动物和动物学家的关系,到底是动物学家指导了动物的存在,还是动物存在产生了动物学家,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动物学家为了更好地研究动物,把动物圈在笼子里,造了动物园,你就很难判断,这个动物是假装的还是自己愿意那么做的。 面对强势如何让自己舒服一点 中国新闻周刊:你赖以成名的那些符号,在最初选择画的时候是完全下意识的吗?所有意义都是后来被外界赋予的? 方力钧:那是当时的经济状况、居住环境、技术手段、能拿到的视觉材料,都加在一起的结果。其实我对于语言有非常精确的要求,在创作初期的时候不知道最后会是什么样子,创作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岔路,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找到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的感觉。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过于看重和依赖文字对图画的阐释了。其实视觉语言更加直接一些。 中国新闻周刊:评论家们说,西方看待中国当代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品的政治背景解读,如果真的抽掉了政治背景,中国当代艺术还能留下什么? 方力钧: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政治是一个不可能回避的问题。对于个人来说,政治的裹挟是不可能躲避的。不是光在中国,戈雅之于宗教裁判所,米开朗基罗之于美第奇家族,都躲避不了。 中国新闻周刊:更年轻的一批艺术家是否没有那么多的时代背景,更个人化? 方力钧: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作画的,体制就是那样的,当你通过努力证明了你是可以存在的,可以表达你的想法的时候,一定会有第三方跳出来说,你们两个(编者注:指体制化的和故意反抗体制化的)都不是我们想要的。如果第三种出现,能存活下来的话,第四种、第八种,都会陆陆续续出现。从话语的权力上来讲,早一点做这个事情的人,是自掘坟墓,后来更加自由环境中的人会把之前人们的努力掩盖掉。你说的年轻艺术家一出手就和别人不一样,这其实是让我们欣慰的一件事情。 更多的挣扎只能毁灭得更快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体制开始认可当代艺术,包括你们加入当代艺术院,外界说你们是回到体制内了,你同意吗? 方力钧:自由本身就意味着可以有各种选择。社会里有少数人不知道为什么就非得见人就咬,这样做会很不得人心。再说,那研究院也不是一个实体,不给发工资,不下达创作任务。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直在说你没有兴趣和能力去承载社会价值,这是你“去崇高化”的一种姿态,还是真的这么想? 方力钧:我不相信所谓有承载社会价值想法的人,真的能创造出他想象的那种有社会担当的作品。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当你真正觉得自己就是救世主,你连个体的生命都不尊重的话,你的作品会是什么样的?对我来讲,我就是完全以个人化的,个人体验为出发点进行创作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艺术家有他的基本职责吗? 方力钧: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判断,我没权力去规定别人。我不一定要去做一个对立面。当然,在某一个时间段,做对立面是你唯一的职责,比如在文革的时候。而在目前的情况下,你需要分清,哪些东西是真正有价值的。有一些东西有欺骗性,令人眼花缭乱,稍不留神就会陷入误区。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你觉得所谓知识分子的意识和社会担当是重要的吗? 方力钧:对于知识分子的担当能改变这个世界,我是比较悲观的。很难说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就是一个积极的结果。在不适合的情况下,更多的挣扎只能让自己和集体毁灭得更快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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