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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从小到大心中都有看不见的宝藏，有的人一生都在开采，有的人却终生不曾挖掘过一次。我是幸运的，由于热爱绘画，以及伴随这一热爱而获得的生命中一次次的知遇之恩。
读小学时，正值文革，学校基本停课，父母给我买了大量小人书，我不仅喜欢读，还画过书里的很多人物：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铁扇主”，倒骑毛驴的“阿凡提”、漂亮的新疆姑娘“阿拉尔汗”，苦大仇深的渔家女“珊妹”……不仅画小人书，还刻剪纸，那时候女孩子谁没有自己的“剪纸珍藏本”？我们经常拿出来相互攀比，看谁的剪纸最多最新，谁的手中拥有一幅最新剪纸，谁就成了“王”，谁就会被大家“求”。通常，我 “求”到的远不是原创的那张，而是经过一个传一个复制后剩下的，粗糙不堪，原初的精美已了无痕迹。我自尊心受挫，很苦恼，就想到不如自己画画自己刻……于是我用零钱买了彩纸，在纸的背面画上小猫、小狗，小人、小鸟、小树等，然后用父亲的刮胡刀片一下下刻好，拿出来炫耀；为此我常常幸福地当“王”，等别人来“求”。我一幅幅地画着、刻着。有一次在母亲的值班室玩，我照着一本小人书画了一个跳猴皮筋的小女孩，母亲看了很激动，把画拿给和她一起值班的护士看，护士阿姨对我大加赞赏。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我把它带给我的语文老师看，她说话都有些颤抖了，第二天这幅画贴在了课室的墙报上。后来我天天起大早第一个到教室，就为了看墙上这张自己的画。这是我发表的第一张画。可惜这些少作都没保留下来，内心深处却留下一束明亮的火焰：对绘画的热爱。
１９７８年考大学时，我没有报考美术系，而是报考了中文系。大学毕业后，我内心对没能修美术专业耿耿于怀。那时候我家住在广州美术学院对面，我于是经常跑去美院听课，看画展，交流，还订阅多种艺术类的报刊，如《中国美术报》、《世界美术》、《画廊》杂志，自修了西方美术史。阅读和思考让我一遍遍呼吸并体验着大师在他们的年代历经的苦难和喜悦，仿佛他们就是我：性感的达利；怪诞的毕加索；神经质的凡高；粗朴厚重的高更；幻想的夏加尔；神秘忧郁的籍里柯；梦魇的蒙德里安；魔鬼与天使附体的卢梭……整个八十年代是这些艺术大师伴随着我的精神之旅。
１９８９年夏天是一个特殊的夏天，我们把两岁的儿子从动荡的北京奶奶家接回来。不久，我牵着他去美院“１０５画室”看三位老师的画展，遇见了广州艺术家画廊的艺术总监陈小丹，她看见我安安穿的小T恤背后画着好看的画，好奇地问：“这小衣服上的画是你画的吗？太棒了！”我告诉她我还画了好多呢，都挂在家里的墙壁上。她就兴冲冲地来我家看画。那时候我画的是抽象水墨，她看见了满屋子的画：白纸上、碟子上、衣裳上、台布上、酒杯上……那些变形的墨黑色块和曲扭线条，她惊讶了，当即拍板要赞助我办一个画展。那时候她的画廊很火，她给很多青年艺术家举办画展，有的现在已经是大名鼎鼎的艺术家了。1991年春天，我的画展如期举行，小丹当时的夫君李正天老师给我的画展写了序言，学者廖雨兵写了跋。广州多家媒体都报道了我的画展，《南方周末》还发表了我的画作和评论。画展结束后，我调到了《南方周末》。老主编左方先生后来告诉我，调我来的理由是，我不仅会写诗写散文，还会画画！因此，我除了编副刊“芳草地”，还亲自为自己的栏目画插图，还设计过广告，在美编张向春出差的时候担当过头版的画版任务。
做编辑后再也没有时间涂鸦了。我除了编好版面，业余主要是阅读和写作，一晃15年过去，直到２００５年秋天，同事王寅玩摄影刺激了我。王和我一样本来是“码字”的，那段时间却玩起了摄影，每次出差或出国回来，都兴致勃勃把拍摄的照片传给我看，照片中油画般的炫亮与光芒，让我惊讶。他趁机怂恿我买个相机学摄影，并鼓励说：“你一定能拍好！”从未抓过相机的我，破天荒一掷8千多元，买了一部佳能350数码相机。他又说：“赶快弄一个博客上传照片吧！”那时我还不懂什么叫博客呢。于是，我就摸索着摆弄起相机和博客。相机和博客改变了我的命运。有一天我在博客里贴了我的黑白画，结果又被这位同事大大夸奖，从此我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干脆玩起电脑画画，创意幻构，七剪八拼，制作了很多看上去美妙得不可思议的抽象画。这些画后来被诗人老巢全部发表在他主编的诗刊上，非常壮观。有一天，一个我谛听已久的声音忽然在耳畔响起：“你一定要油画！”我就花两千多元买来油画颜料、画布、画架，在中断了15年之后，大张旗鼓地画起油画来。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我的第一幅油画完成的时刻，当我洗净画笔准备休息，已是凌晨六点，我家对面建筑工地上的推土机开始发动，那周边栖息着众多鸟儿的池塘将要被填埋，悲伤的鸟儿逃离到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我牵挂起它们未来的命运。我为第一幅油画命名曰《鸟儿怎样死去》，还配了一首十四行诗。诗的开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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