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箭:对抗中的“主流”与“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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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王小箭 采访人:刘媛媛 时 间:2010年6月 刘媛媛(以下简称“刘”):王老师您好!最近批评家王林在媒体上发表了《挑战北京叙事——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书写》一文,引起了一些反响,他认为:“谈论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文化主体性问题,如果不提恢复、培育中国民间生长与生成文化的自主、自由与自治权利,这些谈论都是空话而已。”那么也请您从历史的角度谈一下您对被遗漏的民间、非主流或者是边缘价值的看法。 王小箭(以下简称“王”):我觉得提出这个问题很好。我认为任何展览都不可能包含所有的艺术家,特别是边缘艺术家,包括像费大为在尤伦斯做的那个展览。他不以任何官方名义甚至也不能算“江湖”,他的身份相对来说比较游离,但是如果硬要分类的话,那他应该算是江湖主流里边的。我觉得从操作层面上来讲,这个只能由其他批评家或者是北京以外的批评家、策展人去覆盖另一部分。 其实北京也有很多非主流艺术家,宋庄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这里的“北京叙事”,不单指北京和北京以外的批评家策展人,而是说的这种主流声音或者是主流话语,也并非是以这个地区为界限的。能提这个问题非常好,但是在操作层面上,似乎只能这样,这其中存在着一个“被代理”的问题。在西方现当代艺术史中,塞尚曾经被漠视、被忽视,但后来却成为主流,包括印象派也都不喜欢塞尚,也不喜欢梵高和高更,他们之间也是“相对”的边缘和中心。比如塞尚就成了现代艺术之父,另外两个就没有。根据后期的发展,特别是包豪斯引领的一种设计潮流,使得整个世界都被几何化了,所以他当时就是无人能比,但是跟他同期的杜尚又被埋没,又成为边缘。西方后现代出现之后,又去追认杜尚,所以我只能说,可能历史是有偏见的,我们总说上帝是公平的,如果上帝是公平的话,历史最终也应该是公平的。 刘:也就是说在这种主流的大趋势下,也有中心和边缘的相互转换。民间、边缘和野地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的生态,它和主流中心本没有在价值上的优劣和等级的区分,这点您是如何看待的? 王:比如说我们现在回到毕加索和杜尚,那么要从后边的情况来看,应该是杜尚在当时就应该被确认,但是不到那个时候就不会被确认。 刘:就像很多艺术家离世之后,大家才会发现他们的价值。 王:没有办法,这个也此一时,彼一时也,可能以后追认你,现在恐怕就不行。现在的社会,比以前的社会更公平,因而被埋没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被发现的机会就越来越多。我觉得王林这个文章并不在于能否操作这个事,他的积极意义在于他和这个主流有一个相对抗的力量,很多人就会游离在两种力量之间,就不一定被主流全都裹胁去。85就有一种裹胁的力量,在群体里边有一种核心的人物,他具有裹胁边缘人物的力量。所以主流一定有边缘,并且对边缘有一种牵引力。因为边缘是被代理的,谁也不愿意成为被代理人,谁都愿意成为代理人,但是这个情况就变成你只有在被代理的情况下,才能在社会上生存有效,艺术家很愿意被画商代理,这个是直接的经济利益。关于他们作品的陈述,他们有时候自己不说,而是被批评家代理,要求你给他一个更好的说法,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跟中心有一种相对抗的明确力量,那么被谁代理呢,就有区别了。 刘:你怎么看官方、民间和主流、边缘它们之间的关系呢? 王:我在那次王林做的“中国性”的展览上也提到了现在当代艺术或者说是主流外的艺术的一个处境,可以说是“招安”,但是我用了另外一个词就是“被纳妾”,我觉得比“招安”好。“纳妾”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处于合法与非法之间,没有美协的主流,但是又比完全不入流的具有合法性。它是一种中间状态,那么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可以“撒娇”,撒娇可以说存在各种各样的反面意见。但是我不是说否定这种看法,我也很赞成振臂一挥。 刘:有一个问题,那些所谓主流的,为统治服务的“正确型”艺术和不断复制的样式主义的商品艺术因何成为主流的,又怎样成为服众的历史? 王:实际上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知识分子独立性差,延伸到整个人民的独立性差。但是整体而言,整体人民的独立性都差,不可能使得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特别强。就像大家都不愿意出头,一个人出头的风险就非常大。我们说法不制众,所以如果你要说整个人民独立意识都强,自然知识分子就所谓精英,代表性就大,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就开始明确站出来发音了,原来可能不能说,或者不能说“北京叙事”。“北京叙事”更核心的不是艺术,而是政治的北京叙事。现在有人提出来了,这种“非北京叙事”、“非主流话语”,直接说出这个声音,它本身更有一种意义,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北京叙事”,其它的“北京叙事”都不成立,反过来说,如果其它方面不是这种“北京叙事”,政治的“北京叙事”也不成立,无非就是一个结构。 刘:光服从主流,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主流?有这个可能性吗? 王:往往都是边缘成为主流,在不断地消解更新文化中心。反过来说,如果你不跟中心对抗,你也长不大,你也强大不了。假使你要让自己强大起来,最好就是找个更强大的对象去博弈。 刘:不管是艺术家还是艺术流派,他们在艺术史上的地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甚至时常是两级错位的,当这位艺术家从中心走向边缘的时候,另外一位艺术家可能正从边缘走向中心,艺术思潮也恰恰如此,历史往往是在两极颠倒中前行,您是怎样看待这种主流与边缘的对抗性的? 王:社会是变迁的,历史也是变迁的,那么艺术肯定也在变迁。不管是主流还是非主流都有一个兴盛和衰亡的过程。只是现代艺术明显的发生在一代人的身上,甚至比一代人还要短,这是由于社会发展速度快造成的。原始社会陶器的延续时间很长,因为它是史前文化,当时社会的演变慢,艺术的演变也慢。到了封建社会,社会发展快了,艺术发展也快。那么进入现代社会就演变得更快了,西方也是这样。从文艺复兴以后,演变的速度相对加快了,但是也赶不上现代社会从19世纪开始一个世纪经历的流派多。过去的这种演变对抗性也小,因为它不发生在一代人的身上,是一种逐渐发生的过程,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观念的对抗。然而从十九世纪开始就发生在一代人身上了。中国近百年来社会转型非常混乱。首先是中西的对抗,刚开始认为西洋画“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当时能接触到的外国艺术家就是郎世宁,艾启蒙他们。郎世宁的风格是受中国的影响,当然也影响了中国的一些艺术家。但是中国的态度还是以我为主,仍旧认为他们不入画品。到后来,鸦片战争等等引发了一系列的冲突:新国画和老国画的冲突、西画和中国画的冲突。这里面已经不存在主流和非主流的冲突了。就像军阀混战一样,你很难说谁是主流谁是支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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