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逝世400年纪念：“归化”的背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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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欧洲教会为如何看待“中国礼仪”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认为耶稣会在东方融入“中国礼仪”的做法是容忍“异端”。1700年代的康熙皇帝甚至还为“中国礼仪之争”写过证明书，说中国人祀孔祭祖是习俗，不是宗教和迷信，“这是一份极给面子的文件，等于屈中国皇帝之尊，请求罗马允许中国天主教徒行中国礼。”李天纲教授介绍说。康熙皇帝的策略是把天主教纳入中国政治，脱离与罗马的关系，并效忠其本人。但欧洲天主教会仍然没接受中国信徒保留儒家礼仪的要求。作为回应，康熙在1717年全面禁止传教。“利玛窦等人开创的中国天主教事业于百年后陷入困境，西方学者与中国儒者间的友善交往也几乎终止。”这场礼仪之争从17世纪初延续到20世纪，给中西文化交流带来了深远影响。 李天纲教授说，“这场长达四百年的论争，让人们认识到，基督教作为一种世界宗教，在全球化的传播过程中必须兼容各民族的信仰传统、生活习惯以及各种人生观。”所以，利玛窦取得了成功。史景迁说：“设想一下，通过利玛窦基督教的中介，以及通过相互交流记忆方法提供共同的基础，中国儒家文化和经典的罗马文化两种传统互相对话确实有趣。” 利玛窦到中国来的那个世纪，无论中国和欧洲都处于一个历史临界点上，中西两个文明通过传教士在这个节点上接触了。耶稣会士发到西方的中国报道，在18世纪掀起了“中国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启蒙运动。他们从报道中看到了中国的文官政治、官员选拔制度、监察制度，甚至是翰林院、私塾、园林等等。在那里，传统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实体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构建过程。但遗憾的是，在中国方面，随着晚明的衰落以及随之而来的闭关锁国，我们要等到200多年后才重新看世界，而那时已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平等。 专家对谈 信众增加反映的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恢复 李天纲（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卓新平（中国社科院宗教所所长） 早报：这次国际论坛以纪念一位西方宗教人士来展开文明对话、宗教对话的讨论，其现实背景是，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人群的扩大，怎么看这种趋势？ 卓新平：信众增加反映的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恢复。过去，中国人的信仰诉求是受到压抑的，后来随着改革开放，人的精神生活才开始正常。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信仰诉求就表达出来了，这种表达和诉求是多元的。这是正常、好的现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社会生活的正常化。现在党和政府也持开放、开明态度。这种背景下，中国人的信仰诉求释放了，表现为信教人数不断增加，信仰方式更多元。 当代中国人的信仰方式和内容是多元的，诉求也是多元的。一部分信众是求安身立命，也无可非议，但这只是信仰一部分；另一部分人是精神的诉求，蕴含了更多哲理、思想的内容，比如那些事业有成的人回归精神诉求。 早报：当下应如何对待民间的宗教信仰？ 卓新平：和谐社会的特点是多元共存。宗教是和谐社会构建的一部分。我们应鼓励宗教界贡献智慧，包括宗教对话，彼此沟通，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早报：这次论坛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宗教对话，哪些因素干扰宗教对话？教内和教外人士的对话似乎也很难，西方对中国的宗教也不太认同。 李天纲：最主要是政治和宗教的关系不太明确，有时交叉，有时候分离，调节得不是太好。宗教作为信仰应独立存在，但我们的政策在调整过程中。政府在信仰领域少做一点，在文化领域多做一点。比如玉佛寺、静安寺，它们有很多钱，如果政府引导得好的话，可以做很多事，投入到慈善、教育等社会服务，这方面政府应鼓励，至于信仰部分，政府就不应该管它，当然也可能走火入魔，那就用法律去限制。 卓新平：教内、教外比较难平等对话，一个重要原因是彼此都有种自我优越感。两种优越感在一起就会有一点排斥。这只能依靠对话来消弭误解，彼此沟通，相互尊重。 我个人认为西方的批评有偏见。宗教在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西方都是不一样的，不要强求中国的宗教存在方式和西方一样。要看到中国的发展在这三十年有质的飞跃。 早报：宗教在中国未来社会中可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卓新平：宗教在社会文化构建中，会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会慢慢地影响知识阶层重新看待宗教。中国文化中的宗教因素会越来越大，弘扬传统文化离不开宗教。在西方，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是从政教合一走向政教分离。我个人认为，条件已经成熟，宗教要积极参与政治，在这一条件下，获得政治对宗教理解以后，宗教要从政治上淡出，回归原来的位置，如社会建设发展。宗教在现代社会的三大任务，首先是社会建设如社会福利、社会慈善，大陆还没开展，政府要给他们空间。这也是让社会理解宗教的途径。第二个方面是宗教要积极参与文化建设，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宗教极点。第三个方面是宗教本身的建设，宗教要像宗教，宗教不能换个方式享受世俗的追求。宗教体现精神修行、沉思、自我献身服务精神。 他与中国建立起来的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比 菲利普·米尼尼 参与利玛窦作品的翻译与出版并与利玛窦合作最为密切的两位中国文人分别是徐光启和李之藻。其他曾参与利氏作品撰写或是在他书信和回忆录中提到的人也不在少数，尤其是在肇庆，只是流传至今的姓名并不多。我们今天了解的至少就有70多位，他们或多或少与利玛窦有过这样那样的关系，而且这些关系不仅限于文化。当然那些认识利玛窦，与之有过接触和交往的文人则当数以千计了，可惜已无史料可证。利玛窦的作品在当时中国文人界掀起过强烈反响，这在《天主教传入中国史》中有所记录。 他们发现西方与中国以及其他各国都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关于我们的新闻，以及我们新的教义、新的科学和新的哲学，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一次良机，他们可以以此来丰富他们的书籍：他们有的介绍神父们来华的经历以及随身带来的圣像、钟表、书籍、地图和其他的机械装置，有的谈论我们所传授的教义与科学，有的翻印我们的书籍或是在他们自己的著作中加以引用，有的则写了很多警句和诗歌赠给我们。这样，关于我们的事便真真假假地流传开来，这些传闻将在所有中国人的记忆中存留数百年，而更重要的是，这些记忆是美好的。 现在我们只谈一下曾与利玛窦有过密切合作的几位文人。1601年，李之藻说服刚抵北京的利玛窦绘制一幅比当时手头有的更大的世界地图，而且他自己出资刊印。1603年，冯应京出资要求利玛窦刊印《天主实义》。1606年，利玛窦答应徐光启的要求，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这在《天主教传入中国史》的正文和前言中都曾提到。
身着朝服的利玛窦（左）和徐光启 适应与身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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