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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逝世400年纪念：“归化”的背后(3)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石剑峰
2012-09-28 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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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利玛窦的历史研究一直强调他对中国的适应。这是他中国经历的一个特点。适应并不意味着一种自然而然的策略，而是对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的不得已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建议或要求耶稣会士接受中国文化，只有这样，传播基督教才会成为可能。利玛窦在两种文明的首次邂逅中将此付诸实践，并获得成功。而在此之前，这两种文明是并不相互了解的。

　　第二种属性与第一种有互补关系。利玛窦对他的目的有着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的身份、对天主给予的才赋也有明确的认知。既然这些天赋并不来源于我们自身，在日常生活中认识并确认它们就不是傲慢的表现，而是耶稣会士应尽的责任。如果耶稣会士不这么做，他就不是谦卑，而是懦弱。

　　作为外国人，他身份低微，曾被三次卷入重大审讯，后来因中国法官秉公执法才得以赦免。当时两广总督刘继文欲将利玛窦在肇庆的家占为己有，修建祠堂以供奉自己的塑像，利玛窦与他做了坚决的斗争。南京一位官员勒令利玛窦回到澳门，但利氏并未照办，而是在南昌建了他的第三处寓所。他勇于在文章中对佛教、道教、理学进行攻击，招来了一些热衷于儒道释的中国文人的回击。在《天主实义》出版后，甚至中国朝廷中也形成了一股反对利氏的势力。在利玛窦最后一部、也是花费心血最多的伦理作品《畸人十篇》中，他又开始对佛教进行攻击，但语气较为缓和。这本书在三个特别敏感的问题上勇于向中国社会发起挑战。这三个问题是对死的忌讳、对神的敬奉以及对财富的追求。聚财是中国人实现现世天堂梦想的唯一途径。一位著名的佛门文人在读了利玛窦作品后，给他写了一封信，客气地请他不要再批语他一知半解的宗教。利氏也回了一封长信，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甚至表示愿意为此献生。在他结束第一段的和尚生涯，开始第二段的儒士传道生活时，利玛窦曾做过一个著名的梦，梦中，他敢于向上帝抱怨，让上帝保证帮助他进入宫廷。

　　从利玛窦笔下的描述所体现的心理状况和从其复杂的中国经历中，可以看出利氏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笃信自己使命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带着他的个性和信仰，在中国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承担了不同文明对话的重任。

　　两种卓越文明的对比

　　利玛窦开始进行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对比，其巨大的成果也许至今都未能超越，这种对比出自这样一个清醒的认识：基督教文明第一次被另一种文明来审视。利玛窦接受了挑战，很快他就明白了两点：（一）中国人秉承宗教实用主义，对基督教并没有偏见，需要向中国人展示基督教的优秀之处；（二）要向中国人展示基督教的优秀文明，还没有现成的工具，因为对话者还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来理解它。利玛窦意识到中国人会从他的为人处事，从他本人的信任度上来判断他所代表的宗教，于是在1595年前后，利玛窦及其同事做了很多工作，希望获得中国人的重视。利玛窦与中国建立起来的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比，如果我们要找一个词来定义这种对比的性质及方法，那么最合适的词也许只有一个：卓越。

　　利玛窦以崇敬的心情描写了中国的卓越之处：辽阔的疆土、悠久的历史、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利玛窦认为中国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比欧洲要先进得多。越了解中国人，利玛窦就越钦佩中国人的聪明才知。他很自豪地把李之藻的《圜容较义》送给克拉维乌斯（Clavio），并说，“如果中国人了解西方的逻辑和辩证法，他们肯定会成为不亚于我们，甚至胜过我们的哲学家。”

　　在这两种文明卓越之处的比较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依纳爵学说与孔子学说的两个共同特点。在《耶稣会章程》中，依纳爵要求博学，但在判断和自行决定时，必须遵循规则，他说：“如果一个人不博学，那就必须在某一方面拥有专长。”为了说服利玛窦致力于《几何原本》的翻译，徐光启说：“吾先生有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今此一家已失传，为其学者皆暗中摸索耶。既遇此书，又遇子不骄不吝，欲相指授，岂可畏劳玩日，当吾世而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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