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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华:“王者和弄臣”有关理想(2)

  姿势之外还有躯壳。不知道两者谁在利用谁?其实更让我感兴趣的是,是广慈的作品中姿势和躯壳相对于本体,那个是主角呢?《东方不败之二》中,夹着油纸伞,腆肚走来的形象似曾相识。高山之巅,云蒸霞蔚,这本该是一个有理想、有激情的瞬间,却无论怎么看都像一场走秀的定格。山川是王者的秀场,王者的作秀让人们仰望了太久,终有脖子发酸的那一天,越看越生怀疑:那只是一个壳子摆出的造型吧?除了壳和POSE,还剩下什么呢?

  躯壳和姿势本应该是本体的左膀右臂,哼哈二将,但是当极度虚无的本体面对极度膨胀的躯壳和极度作态的姿势时,此消彼长,它们的分量相等了,成为本体—躯壳—姿势三位一体,同等量级,不分伯仲。这才真是“老子一气化三清”,很有东方特色。

  回头再看另一个《东方不败》,坐在高枝上的思想者,他真在思想吗?还只是一个对着寂寞寒林扮可爱的姿态?我看他太孤独了,甚至不忍心,想抱他下地,但相信他是绝对不肯的。坐在高枝上的是一个摆出POSE的躯壳,它的本体,是阴霾天空和广袤大地,是接天连地的枯冷高树,是那一大团包含着自己、包含观者、包含环境的整体气场。连我们也是他的本体之一部分,他是我们的一部分,又远在我们之外,如同里尔克的诗中所言:

  “我挺立在我的背景前端,像一棵树

  我是我众多嘴唇中的一个

  并且很快就会暗哑不语”

  《东方不败》蕴含的悲凉,难以用语言道尽。   高人之高,道具之道

  不要忽略广慈的“胖子”和基座的关系,他们是很喜欢高高在上的,或者说他们除了高高在上别无他途。凳子、土堆、高跷、山或马,都是他们使自己有“高感”的工具。后来他们上树了,同样顺理成章,古有扶桑、大椿、建木、若木,皆永恒且通天。王者,这人间自造的神,当然喜欢攀缘而上,仰接天露,俯察地气――这是说起来好听,更多时候是爬上来不知道干什么,打盹发呆,或玩点自己的小游戏,当天地间一个膨胀的小我,不亦忧伤,不亦快乐。

  《高人之一》、《高人之二》,是去除了枯树、山峰种种带有诗意性的登高之物,仅剩为高而高的“高跷”。古来站在广场立柱上的君王,骑着石头或青铜的战马,手臂平伸,指着远方被征服的土地,肩上落着白色鸟粪。这种戏剧性的姿态很能让当事者满足,陶醉在高处的丝丝凉风中。

  看过去的政治宣传画,体现伟人的情怀,常有站在高高的悬崖边,叉着腰,看层林尽染,万类霜天,襟怀飞扬,心潮澎湃。高度是一定要的,高瞻才能远瞩嘛,甚至不管前面再踏一步就是万丈深渊。广慈的《向马里尼同志致敬-望星空》,怎么看都有悬崖勒马的意思,虽然“他”也许真的在仰望繁星点点,在黑色穹庐下感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唯我独尊,但那马的姿态泄露了前路的狭促,最高点意味着跨前一步即是堕落。“他”所能做的,唯有永久保持仰望的姿势,成为被星空俯望的风景。

  观察广慈的胖子们,我会饶有兴趣地看他们所用的道具,就算不是蕴含深意的东西,也是精巧有趣的物件儿。一类如那些刀刀枪枪,虽说是武器,小巧得有点像玩具(《杀熊》中的长矛才是真正的凶器)。这些东西和《东方不败之二》中的油纸伞是一个性质,都属于用具。

  第二类在我看来是仪仗,颇具象征意味,像《金盔铁甲》中的长枪,就不当武器看,执之在手,耀武扬威,代表伟人伟大的征服力。和胯下高头大马一样,都不再具有征战的实用性,用于游行巡礼更合适些,配以口号声声,彩旗招展,军乐嘹亮。古往今来的君王们都需要这个,给其他的君王看,给百姓万民看,一看就怕,怕了才乖嘛。

  在《最后的晚餐》、《集体主义》等群雕作品中,沙发、红宝书两样道具显得突出,其象征意义非常明确。“谁动了我的沙发?谁呢?谁呢”不断的猜忌,不断的窥伺,不断的惊惧,不断的告密,不断的表忠心。沙发所代表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王位,动一动就会出乱子,宫廷阴谋无不围绕这个位子生生息息,前仆后继。坐高位者一刻不得闲,用眼角扫视紧密围绕的权臣、近侍,那些亲密的战友,个个可疑。红宝书在这个时候挥舞得更勤,私心要藏,忠心要表,还要大表特表。沙发不再具备坐的功能,红宝书不再具备看的功能,它们被赋予神圣的意义,在一场关乎身家性命的游戏中举足轻重,一个动作小小的不到位,满地皆是人头。在一个沙发不是沙发、书本不是书本的年代,人性也就不是人性,不足为怪。

  还有第三类道具,我更喜欢。《一切皆有可能》中,树上的小胖人挥舞高尔夫球杆,“啪”,打出一记高远的球(或是一记去向不明的推杆),落在哪里并不重要。《革命的浪漫主义》中的独奏者,奏响的一定是忧伤美好的乐曲。与吵吵闹闹的颂歌相比,独奏者更醉心于自我的完满,在鸦雀噤声、人人皆屏住呼吸的大环境里陶醉在忘我的抒情中。高尔夫球杆和提琴,都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者最后为自己保留的道具,刀枪箭戟让别人去舞,吾且独乐,吾且自娱,过去的工作已使四野足够寂静,万里寒冰一片。

  天使的接班人

  我听说,世界上还没有哪双天使的翅膀长在王者的背上,在广慈的《天使》身上就长出来了。我细细观赏那坐在高凳上,身材臃肿,以手支颐的小个子,表情困顿、疑惑,又带点天真,像在说“这能怪我吗?”时的无辜,又像说“世界本该如此”时的淡定、无所谓,还有点在说:“关我屁事!”时特有的横劲儿。那双大大的肉翅张开,与其说是飞翔的工具,更像是神龛中的背光。高凳和翅膀,是攀上神位的必备道具,而那张肉头的脸孔,暴露了凡人的本相。

  人性和神性的两面,在广慈的作品中呈现自洽的状态,并不代表冲突和纠结,这在经历过特殊年代的中国人很好理解。广慈也曾经尝试用西方的人/神体系表达东方的神与人,在《中国苹果》中,一个圣母的形象出现了,怀抱着圣子般的“那个人”。他不是圣子,在东方他叫天子,严肃、狐疑的目光审视着圣母递到手里的苹果。我们曾经庄严地宣告自己是无神论者,一概不信有神,除非自己当了神。很明显,圣母的怀抱不适合我们坐,不是因为不够乖,以爱之名递来的苹果和以恨之名挥来的砍刀在我们看来都过于简单,都值得怀疑。我们既非天使也非魔鬼,一个膨胀的凡人,足够涵盖所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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