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粗俗”给库尔贝的《浴女》带来的是荣耀吗？(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2018-05-23 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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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在十分当代甚至十分先锋的欧洲，理想、古典、浪漫、理性、自由仍然是欧洲文化的五大气质，这看似不太和谐的五大文化气质不断缔造一些新型文化精神如民主、公正、正义、解放、普世等等，它们融汇在人的内心世界就形成了五大情感形式，但它们从来没有一个可以遵循的秩序，有时是两两结合而显示出侧重性，有时又是互相融汇而进入一个辉煌时代。而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理想、古典、浪漫、理性、自由又源起于古希腊人的文化基因，这类文化基因一直让欧洲人在价值取值方面处于理性的健康状态，欧洲人的喜好与取值基本上不会彻底背叛这种古希腊式文化基因，即使这五大情感形式作用于人的生存以及文化创造，因受民主精神的指引，和五大情感形式作用于社会结构、文化艺术、人的创造行为，极端的表现就比较少了，一旦出现越矩端睨，必将受到相邻情感与相邻精神的节制，而一旦出现极端表现，一旦一种文化气候里和精神气候上这五种元素减少，当代性就要发挥极端作用时，就会出现拿破仑之鞭，库尔贝的《浴女》遭遇的就是如此。

　　不过，其中似乎也有规律可循。拿破仑之鞭的鞭挞是五大文化基因对于文化的一种内在节制的外化形式，它在民族气质上以及民族文化内在的民主精神上，并不支持“鞭挞”就是文化之内的核心“民主精神”对鞭挞行为对鞭挞对象判决死刑。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作品被皇帝的马鞭鞭挞过的居斯塔夫·库尔贝，并没有被皇帝的马鞭阻止，仍然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画家。那位用马鞭抽打他的《浴女》的法国皇帝，在1870年决定授予库尔贝荣誉勋章，但是库尔贝拒绝了皇帝的勋章。皇帝授勋虽然被库尔贝拒绝，但拿破仑三世的这个决定一直是存在的，皇帝的这个决定在文化史上也是存在的，“拿破仑之鞭”和“拿破仑授勋”在文化规律也是存在的，并不断地交替重复与变幻。

　　拿破仑三世为库尔贝授勋，宣判了对皇帝的审判——拿破仑三世举鞭抽打一幅油画的错误；皇帝授勋同时宣判了对“拿破仑之鞭审判”的另一结果——拿破仑三世皇帝举起马鞭是对的，否则拿破仑之鞭就不会在文化规律中出现。这一审判来自皇帝自己，这样美好的事例十分罕见也十分值得珍惜。当然，“拿破仑之鞭”鞭挞艺术并不意味对那类艺术宣判死刑，这在欧洲有许多美好的例子。比如安格尔的《大宫女》成为经典；德拉克洛瓦的众多绘画成为艺术圣品；遭受众人诅咒谩骂攻击等等语言鞭挞的马奈，也成了大师，他的作品也以经典的身份作用于东西方，作用于他们被鞭挞的那个时代以及下一个时代直至现在。一些被鞭挞过的画成为经典，类似于皇帝授勋。

　　深潜于欧洲文化骨子里的理想、古典、浪漫、理性、自由等等基因，催生出高贵、优雅、尊严、人性、平等等等文化，这些都是欧洲文化尺子上的精密刻度，一旦某种文化艺术现象不符合这些文化尺度，就会出现拿破仑之鞭。

　　库尔贝创作《浴女》的那个时代，法国艺术界或者说欧洲艺术界创作了许多裸体绘画。如德拉克洛瓦的《横卧的宫女》（1827年），让·莱昂·热罗姆的《乡下的豪华游泳池》（1885年），让·巴蒂斯特·卡米耶·柯罗的《躺在乡间的仙女》（1855-1858年）、《沐浴中的狄安娜》（1869-1870年），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斯特《裸体的玛哈》（1798-1805年），亨利·热尔韦《罗拉》（1878年），从环境、背景到表达主体，这些画都具有类似于《浴女》那样的现实主义性质。虽然戈雅的裸体作品也不见容于西班牙的宗教习俗，但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大都具有女神和宫女的身份。在欧洲艺术界，人们对来自希腊神话中神的构想与表达，不可谓不大胆，但只要画中表达的是神们，神似乎就能保证其艺术不会丑陋与粗俗。欧洲人对人性的态度十分大胆，欧洲人对神性的保留也十分具有耐心，欧洲人对神性的保留也有益他们的文化发展。的确，那些裸体绘画中的人物大都体态优雅、体长臂修，比例合适，明显含有欧洲人的美的理想、标准与追求，不失为欧洲文化所追求的优雅与高贵，即起码不俗。

　　欧洲画家创作了这么多裸体画，唯独库尔贝的作品遭受“拿破仑之鞭”的鞭挞，完全在于欧洲文化之尺刻度的精微以及拿破仑之鞭的敏感，同时也在于库尔贝的《浴女》不同于主流作品。库尔贝的《浴女》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的美学宗旨，体现在对新古典主义以及浪漫主义美学理想的挑衅上，而且还将描绘一位村妇的作品冠上大都用于表达希腊神话人物和贵妇宫女的名称，这其实是库尔贝首先向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艺术和欧洲一直信奉的美举起了挞伐之鞭，拿破仑三世之鞭只是反击之举。

　　因观念不同产生的艺术行为姑且不论，库尔贝的《浴女》放弃欧洲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不说一位皇帝，即使在普通公民看来，这也是对文化对基因的背叛，这一鞭子肯定是要挨的了。挨过拿破仑三世之鞭的库尔贝对欧洲文化是不是一点也不在意呢？当然不是。创作于1854年的《早安！库尔贝先生》这幅油画是一幅剧情画，就像是一部电影静止的一帧，这一帧虽然占用不到一秒的时间，但却有着丰富的视觉剧情和心理剧情，而且在精神追求上也十分明朗。《早安！库尔贝先生》描绘的是库尔贝背着画具出门写生，路上遇到了布留伊阿斯。布留伊阿斯是库尔贝的艺术收藏家和保护人，按照道理和法国礼节本应该是库尔贝先向保护人布留伊阿斯先生行礼问好，可是画中倒是保护人先向被保护人问好，布留伊阿斯先生先道出了“早安！库尔贝先生”。这一细节竟然要用一幅画表达出来，表示这一这细节曾经让库尔贝砰然心动，库尔贝砰然心动的是从另一个人那里获得了尊重，一个画画得连皇帝都注视的画家，其社会地位并不能与他的名声成正比，这让这位画家的内心既卑微，人格上又十分强大，精神上既敏感，个性又十分坚强。从他的保护人“早安！库尔贝先生”这一问候中，他感受到了人的尊严与人格的完整对于一个生命的意义，某些（只是说某些）艺术家愤世嫉俗的独特个性，就是来自于人格与尊严没有保障。在《早安！库尔贝先生》这幅作品中，展示得最多的是一个人的人格与尊严的一次胜利。这幅画中的一些细节更多的是为了展示了库尔贝这位画家的个性与精神气质，而布留伊阿斯先生直立的身体，平静的大胡子，半张的左手，显示一幅绅士的样子，库尔贝在画中仅仅只给了布留伊阿斯这些，其它更高贵的一些东西一点点都不再多给。而就在这幅画中，库尔贝对于自己，给予的倒是挺多，他把自己画得身躯后仰，那略微后仰的身子显示出自信与自贵，甚至有那么一点儿得体的傲慢，就连那一缕本来不太长的胡子，没有风也画得飘扬而起，带着含蓄得不易觉察的一点儿示威，直指布留伊阿斯先生，这看得出库尔贝对尊严、高贵、优雅、获得尊重这些传统的东西还是十分看重。他对面的第二个人由于是布留伊阿斯先生的仆人，他站的地位确实具有优势，如果他只要保持平视，头就会高过布留伊阿斯和库尔贝，因此，库尔贝先生在画中将仆人处理得低眉敛目，垂首颔面，一幅十分标准得体的仆人身份，在这一表达上，库尔贝先生并没有践诺现实主义精神，而让那位仆人从现实主义艺术那里多享受一点儿尊贵，更没有像《浴女》中的村妇那样，多获得一点儿平等。尊严、高贵、优雅、平等属于谁，在库尔贝那里是分得很清楚的。因此，库尔贝先生的现实主义艺术，不是出于艺术观念，而是因为个性，甚至是出于个人生存动机。

　　的确，库尔贝个性十分鲜明。1855的巴黎万国博览会拒绝他的作品入展，他就在博览会对面搭建小棚举办自己的个人展；有人请他画一幅天使像，他要求那个人把天使带来让他看看后再画。库尔贝的这些举动并不是在故弄玄虚，这完全符合他自己的逻辑，完全是他的真实个性表现。不过，他的这些言行难免让人觉得，在强调他的现实主义画家的身份的同时，表现得更多的还是库尔贝为了更好地生存而表现出来的个性，展示个性的行为，强调的还是他的个性，并不是他的现实主义艺术观念，只不过他的这些个性表现，还算得上符合绘画服务于眼睛这一艺术原则。拒绝皇帝授勋，让库尔贝的个性拥有了辉煌的文化与精神内含，从此以后，人们不再只认为他只有个性，更不再认为他个性怪诞。1870年，鞭挞过库尔贝《浴女》的拿破仑三世决定授予他荣誉勋章，令人意外的是，库尔贝断然拒绝了，并在给第二共和国美术大臣的信中说，“作为一个公民，我的共和主义信念使我不能接受在本质上属于君主政体的荣誉。我已经五十多岁了，我一直是自由的活着，我死后，人们应该这样评价我：那个人从未参加过任何学派、任何教会、任何学会、任何学院，尤其除自由制度外，他从未从属于任何其它制度。”五十多岁的库尔贝拒绝皇帝授勋，但是他获得的并不比接受这枚勋章少。对于有些艺术家，鲜明的个性会带来灾难，而库尔贝的个性带来的全是福音，带来的是比接受皇帝的勋章更大的荣耀与声誉。我们可以识破这一点，库尔贝的鲜明个性并不完全源于艺术观念，他如此个性也不完全是为了维护艺术观念的完整性，他个性里面其实包含着智慧、机智与精明。库尔贝有他的选择性接受，选择性接受能更多更有效地展示一位画家的个性，选择性接受对有个性的画家可以带来更多更需要更适合自己的好处。正是“选择性接受”推翻了库尔贝致信美术大臣所强调的许多“从未”！库尔贝拒绝皇帝授勋还不到一年，1871年巴黎公社成立，库尔贝担任了公社革命委员会委员、造型艺术委员会主席、巴黎公社第六区顾问、巴黎公社驻美术院代表和教育委员会委员。

　　艺术哲学家说，了解一个画家的全部生活有助于理解他的画。了解一位画家的心理历程，则更有益于透析艺术家的个性、创作与艺术观念，以及个性与创作与艺术观念的关系，或者特别鲜明的个性在艺术观念形成和创作中发挥的作用。《早安！库尔贝先生》展示的心理剧情可以用个性鲜明和十分自信来概括，但这幅画对尊严、人性的分配并不那么公平。每一个艺术家步入艺术殿堂之前，总要受到寂寞、冷落、贫困的折磨，也要受尽公平、尊严、价值的折磨，如果一位画家一步入法国艺术殿堂就享有崇高地位，不知库尔贝还会不会如此看重大众尊严，还会不会说“凡是革命的我都支持”这样的话，还会不会把尊严、革命与个性捆绑在一起。当然，这种事很少发生，大都要历经磨难，可见艺术家的个性大都来自于对公平、尊严、正义、价值折磨的反抗。

　　在磨砺中艺术家一个个都个性十足，许多艺术家从创作到生活都异于常人，在这个世界上，被人们称为魔鬼的艺术家并不罕见，凡·高、劳特累德、毕加索、达利等等，他们的个性更是集性格怪异之大成。巴黎万国博览会拒绝了库尔贝的作品，他就在博览会的对面搭一座简易小棚举办自己的个人展，恐怕这是一般艺术家都做不到的。一般艺术家被拒绝可能只有愤怒或者哀伤或者一蹶不振，而只有库尔贝先生才能把愤怒转化为个性，转化为强有力的社会行为。库尔贝的个性与才智的结合让他的社会生存经验丰富于其他艺术家，因此，库尔贝要比其他艺术家更多地享受到个性的好处。

　　艺术家的努力就是要让社会接受他的作品与艺术观念，认可他创造的价值，在形成自己的观念与题材风格后，个性让库尔贝的逻辑总是发生转折，这一点在他晚年的创作中体现得最为彻底。他在晚年的创作对自己进行了颠覆性展示，目的在于探索技术个性、风格个性、观念个性对于社会的意义。当拿破仑三世准备授予库尔贝勋章，准备以一定的形式表示社会对他的接受，以一定的荣誉和符号认可他的艺术价值时，库尔贝却拒绝了那枚勋章，拒绝皇帝对他的接受，拒绝社会对他的全面认可，其实库尔贝早已知道社会已经完全接受他了，此时皇帝授勋已经晚了，皇帝授勋对于社会接受他已经毫无助益。拒绝皇帝或者说是整个法兰西的授勋，这恐怕是再特别的艺术家都不具备的个性。库尔贝这些不同于常人不同于其他艺术家的个性，含有十足的智慧，因为他知道，即使不接受那枚勋章，法国社会以及那个时代，早已经接受他了，不仅接受了他的艺术作品以及艺术观念，也接受了他这个人的怪脾气。库尔贝的这种个性与凡·高的执着个性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虽然有人称凡·高为魔鬼，但这位魔鬼要纯粹得多，因为魔鬼不仅仅使用恶毒和力量，更多的时候是使用智慧和诡计，这有点像中国的妖怪，而凡·高不懂得运用心机与诡计。

　　除了个性中饱含着智慧与精明，库尔贝的个性还体现在犀利的眼光和前瞻性上。在一个具有民主基因的社会，库尔贝深切地了解到，越是具有个性，越是坚持个性，其效应会越明显，越是把个性发挥到极致，带来的社会反响也会越大，产生的艺术效应也会越多。因此，许多评论认为，和安格尔、德拉克洛瓦相比，在技巧和表达功夫上，库尔贝似乎并没有安格尔和德拉克洛瓦下的功夫多，或者说技巧并不被库尔贝看重，库尔贝看重的是创作个性。而体现创作个性大多是创新，创新又分观念创新、主题创新、技法创新，这对于一位即使谙熟艺术史、精确掌握了表达技巧的艺术家来说，也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程。库尔贝在这方面表现出了他的优越性，让他的个性中的智慧、精明、前瞻性发挥巨大作用，而不是在技法上功力上下死功夫，只要把个性力量全部集中在观念和题材的大胆创新上，会比在功力上下功夫获得的更多。

　　1866年，库尔贝创作了《世界的起源》，同年，库尔贝还创作了《睡》，前者十分大胆地改变了世界起源说，有力地捉弄了一下欧洲人精神上对上帝对宗教的寄托与依赖；后者表达的是当年被称为低级趣味和颓废消沉的同性恋题材。十多年前，拿破仑三世因为库尔贝的《浴女》“粗俗”就举起了马鞭，面对一鞭没有敲醒的艺术家，如果拿破仑三世看到《世界的起源》，不知是再次举起马鞭呢，还是要举起火枪，何况这幅画还属于反宗教题材。在欧洲，乔尔丹诺·布鲁诺因为反地心说，推崇哥白尼的日心说，于1592年获得反教会、反经院哲学的罪名，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而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按照拿破仑三世的举动来推断，这幅《世界的起源》不仅粗俗，而且反欧洲精神模式，反父神精神律，如此之虞，库尔贝的《世界的起源》，遭遇的鞭挞肯定不会轻于一支拿破仑之鞭。

　　不少美术史家认为，库尔贝的创新不在艺术观念上，他一辈子也没有推出太多太新的艺术观念，他的观念之新甚至还新不过同时代的画家。米勒同样尊崇现实主义艺术原则，但没有引发拿破仑式的愤怒，现实主义并不是什么危险的东西，现实主义在欧洲并没有什么增殖革命的土壤，也没有皇帝、政府或者起义农民企图利用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欧洲基本上引发不了什么恐慌。库尔贝秉持的现实主义，或者人们从他的画中总结出来的那种有点异样的现实主义，也算不上是一种艺术观念的创新。库尔贝的革命、大胆、创新大多体现在题材上，而不是在技巧、表达和观念上。《浴女》、《世界的起源》、《睡》这三幅画，从艺术形态，到艺术表达，创作技巧，以及艺术观念，并没有多少大胆与创新的成份，但从题材上却具有十足的革命性。如果不考虑艺术的社会价值，只考虑艺术的单一需求，就会发展成为个性欣赏，这种个性就得到过波德莱尔的欣赏。波德莱尔在谈安格尔时，因出于论述的需要和观点的成立，就截取了某个单面，将库尔贝与安格尔并提。“库尔贝先生也是一位强有力的创造者，一个离经叛道、有耐心的意志坚强的人；他取得的成就对某些人来说已经比这位拉斐尔派传统的大师（安格尔）的成就更有魅力了，那无疑是因为内容的坚实和爱情上的犬儒主义；他的这些成就也具有那种特别的东西，即表现出他是一个有派别精神的人，是一个糟蹋才能的人。政治和文学也产生这样有力的气质、抗议者和反超自然主义者，他们被承认的唯一理由在于一种有时是健康的反抗精神。主宰画事的神意把所有那些对占主导地位的叛逆的观念感到厌倦和压抑的人给了他们作同谋。区别在于，安格尔先生的英勇牺牲是为了对传统和拉斐尔派的美的观念，而库尔贝先生却是为了外部的、实在的、直接的自然。在他们与想象的战斗中，他们服从于不同的动机，然而两种相反方向的狂热，使他们做出了同一种自我牺牲”。⑩这是十九世纪的权威性论断，其权威性在于那个十九世纪似乎只需要背叛与战斗，只需要一种反抗与毁灭精神，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当人类身经体受地享受到了之前背叛与毁灭带来的太多伤痛之后，对库尔贝的战斗个性方面的肯定，以及理论上的权威性就发生了动摇。

　　当年库尔贝坚定的捍卫自己的个性，甚至比捍卫他的艺术观念还要坚决，后来，稳定库尔贝可以在题材上大胆创新，在其它方面可以忽略不计这一观点的一些基础性支撑条件发生了巨大动摇。时隔十三年他创作了《世界的起源》以及《睡》，十多年对于一位画家不算短，可十多年过去了，从他的作品中人们看不到表现技术上的改观，主题、题材上的变化倒是比《浴女》更加大胆。或者十多年后他的表达技法更适合他的不断求新的题材，更适合他的求新求异，这就如波德莱尔所说，表现出他是一个离经叛道，有派别精神的人。库尔贝不把离经叛道用在表达技法上，而是把精神与意志力完全花费在题材的大胆求新上和主题的刺激强度上，的确，对于画家，技法上创新确实不如在题材上创新来得快，或者大胆新奇的题材排斥精巧的技巧，为了服务于新奇的题材，库尔贝牺牲了不少他本来已经拥有了的精妙技术，看来新奇的题材含有糟蹋精妙技巧的因素，大胆的题材含有糟蹋艺术本身的力量。为了在题材上大胆求异，库尔贝甚至不惜糟蹋自己的才华与天赋，一个敢于糟蹋自己才华的画家，当然会成为一个个性十足的艺术家。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知道艺术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存在巨大区别，波德莱尔肯定的是社会时代的需要，但波德莱尔肯定的笼统性让人忽略了那一种社会需要只是部分需要，而不是全部的或是完全的需要，否则就不会出现中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的艺术局面了，而只呈现出革命主题大一统的艺术面貌。当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艺术满足了一个社会与一个时代的需要，我们再来看面目已经全非的艺术时，才知道艺术本身需要的是什么，这个时候，也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人再来看库尔贝的个性时，才能站在艺术的立场上正确看待艺术家的个性，而不是每一位艺术家只要表现出个性就大加赞赏，并且盲目追随。高阶秀尔就说，“由于他（库尔贝）的固执，加上他描写市民社会的社会主义性，因而成了19世纪最早的叛逆者。但就表现技法而言。他的作品还是较合乎传统的。他不是什么叛逆者，更谈不上是革新者，真正拉开背弃传统绘画革命序幕的启幕人是马奈，因此，库尔贝只是位思想上的激进者”。11高阶秀尔的评价源于西方艺术史，高阶秀尔运用“思想上的激进者”这个概定，表明仅仅只是一位思想上的激进者的艺术家在艺术上的缺陷，他缺少艺术表达和技巧上的激进，缺少对艺术本身的推动力。高阶秀尔的论述让我们获得启发，排除“思想上”的笼统性，而在更精确的范围来理解艺术家。缩小到更精确的范围，库尔贝其实是一位题材上的高手，他的激进与大胆都体现在题材上，而不是完全体现在思想和技巧上。在十九世纪中期，人类心智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承担一切大胆行为的程度，欧洲人那个时候还承担不起库尔贝选择的一些题材所制造的惊吓，如果是在二十一世，人们的心智成熟到什么都不怕了的程度，库尔贝的画在当代社会根本上就激不起任何涟漪。库尔贝1866年创作的《世界的起源》，直到23年之后才公诸于众，成为欧洲当年被禁时间最长的一幅艺术作品，即使到了1889年，法国人看到《世界的起源》时仍然惊愕不已。中国一位见识偏广、深邃且勇敢的年轻女士，在法国看过《世界的起源》之后，她的错愕居在由法国绵延到了中国。可见库尔贝题材上的大胆新奇，确实达到了惊世骇俗的效果。

　　我们不排除艺术创作是一种个性活动这一说法，艺术家越具有个性，他的作品也越具有个性——这里所说的个性包含社会个性，不能含混于纯粹的艺术个性。沃霍尔的《布洛赫盒子》、马塞尔·杜尚的《泉》这些艺术品，都是艺术家的综合个性——不全都是艺术个性——作用于艺术创作的观念性产品。杜尚还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上添加小胡子，由此引起了许多艺术家的个性之为，并一举成名，或者增加了名望。但是，这些个性作品，大都是观念个性大于技术个性，题材个性大于风格个性。如果社会效应不是评判绘画成功与否、价值大小与否的唯一标准，而只考虑艺术的纯粹性的话，只是胆量大于一切，那么这类个性对于艺术发展似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而艺术一直以来求发展，求创新，尤其是当代艺术“创新”几乎成为唯一目的的情况下，观念上大胆，题材上求新奇求轰动效应，恐怕对于探求艺术的可能性方面又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么一种矛盾性中，即使肯定艺术应该追求多元性这一最时尚的理论是符合艺术本质的，那么，运用个性的侧重和个性的程度，也仍然会让艺术家感到无法拿捏。目前，艺术的标准太多了，艺术也被弄得丢失了的本质，因此，目前的理论似乎无法化解艺术本身饱含的矛盾。而艺术自身的矛盾性也潜藏在社会价值取向、社会制度、艺术机构之中和艺术家、艺术哲学家、观众的内心。若干年之后，拿破仑三世又为他鞭打过的画家授勋，并不表明社会发展了，和这位皇帝开明起来了，拿破仑三世给一位曾被鞭挞过的画家授勋，说明艺术与社会关系中包含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性，这是艺术的本质与被操纵的功能所致，也说明这种矛盾性不可能随时间的变化而得到调和。那么，拿破仑三世之鞭当年鞭打的也许是艺术的矛盾性，或者是让他遭遇到的矛盾性。看来，库尔贝的《浴女》引发的是一场皇帝的自我鞭挞，而且这种自我鞭挞在艺术史中不断重演。

　　拿破仑之鞭并不能阻止艺术家展示个性。所有画家都认为，艺术创作就是艺术家的个性活动，其表现个性应该达到什么程度暂且不论，仅艺术创作就是个性活动这一点，艺术家们最有体会。概括个性的特征，或者展开个性特质，在个性这个词汇上附加一些具体的成份，就成了个性“鲜明”、“大胆”、“神秘”，或者“怪异”、“极端”、“反叛”个性等等，这些附加词汇可以说明个性的区别，能让人更清晰地了解个性，但个性中的实质部分却被这些词汇掩饰了。但凡称得上个性鲜明的艺术家，其实这位艺术家的个性中就包含了当代性，一位艺术家的个性越怪异，这位艺术家的个性中的当代性成份就越多。也就是说，无论这位艺术家的个性多么“鲜明”“大胆”“神秘”“怪异”“极端”“反叛”，都与当代性有关，即艺术家的个性行为表现的都是社会的当代性。比如一位强调求创新的艺术家，对传统会毫不客气，“传统的”东西在题材大胆的艺术家那里从来不会享受到尊重、尊严、公平、自由、对等，这是否意味当代性可能挤干艺术观念中的尊严、公平、自由等等成份，是否有可能挤干一件作品中的艺术精神，这与其说是艺术家个性对传统的仇视，还不如说是艺术家个性中的当代性对传统的排斥。面对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具有个性的艺术家会毫不客气的加上胡子，面对《乌比诺的维纳斯》，具有当代性的艺术家就让维纳斯穿上胸罩。当代性面前没有经典，具有当代性的艺术家永远坚持的一点就是让《浴后的狄安娜》（布朗索瓦·布歇（1742年）不再是狄安娜，让《乌比诺的维纳斯》忘记自己是维纳斯。

　　库尔贝的《浴女》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具有极鲜明的针对性，因此《浴女》这幅画在文化态度上，就没有了《早安！库尔贝先生》这幅作品追求的公平与尊严。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但凡能让人类“走向文明”的各个时期的美都应该得到尊重，因为那些陈旧的东西曾经产生过良好的人类价值，但是，当代性不能见容于这些过去的美以及过时的价值物，足见当代性缺乏自身追求的宽容、平等、公正、自由、民主。当代性自身的精神态度与自身的追求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悖论性，这也成就了艺术家的个性的特别性。这一点在库尔贝的艺术生涯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1869年，库尔贝创作了《风暴之海》和《雷雨后的峭壁》等许多风景画，一是题材发生了变化而皈依大自然，二是风格中包含有对他曾经挑衅过的浪漫主义的臣服意味。一般而言，一位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是一个寻找真理的过程，创作出作品意味着找到了真理，艺术家几乎都认为艺术创作具有这种神圣性，那么认为艺术创作具有如此 神圣性的艺术家就不应该经常改变他的艺术观念，可是库尔贝发生了变化。看来艺术家的反潮流一开始就受到反叛个性的支配，而并不是受到艺术观念的支配，那么这位艺术家的反叛精神从一开始就似乎受到年轻气盛等非观念性、非真理性因素的左右。看来我们一见到反叛精神就歌颂，并不一定正确。美术史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库尔贝的绘画与个性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从题材到风格都趋向优雅，这之间肯定没有什么这一阶段否定了另一阶段之类的事儿发生，但一位艺术家到年老了时又开始臣服于他反叛的东西，是否说明，拿破仑之鞭鞭打的不是库尔贝的画，拿破仑之鞭“鞭打的其实是当代性”，这一事件是否同时说明，对当代性的鞭挞一开始就是对的？否则如此具有个性的库尔贝怎么会回过头来去臣服他曾经背叛的事物呢！

　　艺术家的个性与当代性有关，艺术家的个性越反叛，他的个性中的当代性成份就越多，当代性构成了艺术家个性的特别性。个性中当代性意味越强，艺术家的着眼点总会带有一些前瞻性，比如库尔贝称号是现实主义者，但他所重视的甚至都不是当前的事物，他在创作参照中总会把传统和经典当作坏榜样，因此，具有特别个性的艺术家总能看到规则既是规则，也是障碍，总能领会到“楼梯既让人上去，也让人下来”这其中的深刻意味。这样的艺术家创作上的取值具有预判性，而不讲究实证性。另外，具有特别个性的艺术家能让一些事物提前到来，比如库尔贝的《世界的起源》及其相关意义就提前23年到来。这样的创作具有引领性，至于是否正确的成功的引领，就要看这类个性艺术家能否能制造出更多的社会效应。其实这样的引领性创作不在于是否有利于人类文明，而在于是否带来艺术发展。当然，不是所有发展都是人类需要的。

　　如果我们认同艺术没有发展，只有变化这一说法，那么引领性创作讲究的可能是艺术的变化，因为，我们所说的艺术的发展，大多是艺术家个性促成的变化，大都是艺术家的特别个性促进当代性在艺术作品中的落实，这对艺术有明显的好处，但是艺术家是否需要特别个性这一问题仍然经常被提出。

　　艺术家需要个性吗？几乎所有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其肯定在于如果没有个性，艺术就无法发展，也就没有变化。那么，艺术是完全依赖艺术家的个性来变化来发展，还是依赖人类所谓的文明要求以及人的审美升级来发展呢？有可能是二者的统一促成了艺术的发展，但拿破仑之鞭明确告诉人们，传统在促成艺术发展中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卢梭对艺术是否有助于民风纯朴起来的担忧不仅代表法兰西在担忧，也代表人类在担忧，这说明艺术家在改变艺术的理由中，艺术最本质的东西往往被艺术家当作创作发展障碍而克服。艺术最本质的东西被隐瞒的越多越深，引发的恐慌与愤怒就会越大。改变艺术的平庸性，往往又是在艺术家的独特个性以及革命性胆量之下，抛弃艺术的许多本质性东西，重创无数艺术规则这一规律下而完成。

　　拿破仑之鞭鞭打库尔贝的《浴女》之际，德拉克洛瓦、布勒东、波德莱尔表现的是欢欣与鼓舞，这三位艺术家不是幸灾乐祸，而是代表艺术而欢欣鼓舞。人们欢欣的除了库尔贝的《浴女》，还有就是艺术家的一种伟大个性的诞生，假设他们的欢欣表达的是肯定，肯定艺术家的鲜明个性对艺术发展具有意义和价值，可是却没有一种真理能够彻底地消除这一肯定给人们带来的隐忧。人类几千年来就这么犹犹豫豫，延宕来延宕去，既没有胆量承认人是堕落的，也没有勇气摒弃多余的欲望而成为高尚的，虽然这两种标准都源于人类自我设计自我定义，但人要是能够达到自己设置的标准，前者会让人损失荣誉，后者会让人损失享乐。犹豫让人类派生出许多难以把握的折中法则，比如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艺术家当然需要个性，但艺术家的个性需要有一个度。这是一道多么难的课题，何以把握好适中的度，即使用上辩证法也能以解决。如果个性过于古怪与极端，将会有损艺术，或者对艺术没有意义，比如达利一时古怪将马桶命名为《泉》，当作艺术品搬进展厅；沃霍尔将布洛赫盒子确认为艺术品；达利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上添上达利式的小胡子，这些个性化行为，除了促进艺术观念的变更，让艺术的核心视点发生位移，探索艺术的诸多可能性，对广而泛之的艺术有一定的改变外，对于一样属于艺术的绘画，这些个性和个性表现，这么些年过去了，时间也没有捡验出那些个性行为对于绘画的意义究竟有多大。人们至今对这些行为津津乐道，仍然是因为其趣味性和传奇性。人们大都会承认绘画艺术首先属于眼睛，十分具有个性的康定斯基、蒙德里安的抽象画，宁愿违背这一似乎只属于过去的原则，却丝毫不敢伤害自己的个性。虽然他们的这一类个性产品的表达内容和艺术方法，拓展了艺术的精神和心灵层次，但仍然不能说明他们表达的东西就完全不能用具象方式为眼睛表达出来。抽象画的出现几乎颠覆了绘画，以致人们只能用抽象艺术这个名词来区分这类绘画，也就是在放弃某种度的时刻，人们同时放弃了某种保障，对新艺术的认识与接受过程中，人们克服了障碍，似乎又丢失了绘画性。有些艺术哲学就认为这是艺术的损失，但在对度的拿捏之际，人类还是一直以放弃保障解放经束来让自己欢欣鼓舞。不过，每到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艺术又开始委身于艺术家的个性，服务于艺术家的欲望。

　　无论拿破仑之鞭鞭打的是当代性还是其它什么，都与关于艺术的人类价值和文化意义有关。中规中矩的绘画是否有助于纯化世风令人堪忧，个性张扬的艺术不一定就不带来类似的焦虑。法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也是一个崇尚尊严的民族，在法国文化艺术领域，拿破仑之鞭举起既是一种艺术现象，也已经形成为一种艺术批判规律，即使拿破仑之鞭不断举起，也不可能抽打出一个艺术集体个性来，而在早些年前的中国，艺术的集体个性阶级个性甚至国家个性，确实早已回答了艺术的人类价值之类的问题。但我们仍然可以回顾一下法国1749年的那一次讨论，并寄希望于这一讨论在二十一世纪的答案更加明确、有用。我们虽然是当代人，但颇感无助，因此总是存有侥幸心理，我们总希望人类文明改良了某些艺术种下的恶果，扭转了阶级斗争等等制造的一些颓势，赋予集体个性与个体个性一些新的积极的力量，以此避免艺术为人类带来恐慌，免得连一个皇帝都要受到艺术的惊吓。

　　1749年10月，法国第戎学院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公布了一则有奖征文启事：勃艮第议院议长赫克托·贝·普菲耶先生创建的科学院谨通告各位学者，谁能最好地论述如下题目：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谁就能获得1750年的精神奖——一枚价值三十皮斯托的金质奖章。十八世纪中叶，第戎学院就如此郑重的提出了这个问题，可见对艺术已经持有保留态度了，或者说，艺术一诞生，就享有人类褒贬不一的态度，艺术带给人类的疑惑越来越多，直至到了1749年，第戎学院才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并请广大公民严肃思考。最终让·雅克·卢梭获得了这个奖，狄德罗说，卢梭的这篇征文轰动九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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