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俗”给库尔贝的《浴女》带来的是荣耀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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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在文章的开头就引用贺拉斯《诗艺》中的一句话：我们被美好事物的外表所迷惑，由此可见卢梭对艺术的态度。卢梭说，“自从艺术一兴盛，他们的风尚便败坏了。随着我们的科学和艺术的日趋完美，我们的心灵便日趋腐败。随着科学的光辉升起在地平线上，我们的道德便黯然失色了。”12德谟斯梯尼是古希腊的政治家与演说家，卢梭说，“德谟斯梯尼的辩才从来就没有使任何一个被奢侈和艺术弄得精神萎靡的希腊人重新振作起来”，“这些雕像、绘画和建筑物，有什么意义呢？疯狂的人们啊，你们怎么啦？”13事情过去5年后，伏尔泰读到卢梭的新书《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在对卢梭的回信中，伏尔泰仍然没有忘卢梭征文获奖的事。伏尔泰在信中说，“读完您的书，我们不禁萌生用四条腿爬行的欲望。可是，很遗憾，由于六十多年前我已经丧失了这种习惯，我是无法返老还童的。因此我把这种天然的行走方式让给那些比你我更适合的人。我也不能远航到加拿大的野人那儿去，因为我受疾病的折磨，被迫留在欧洲最著名的医生身边。”14伏尔泰反讽的语言意味着他还是信赖卢梭批判的科学和艺术，还是相信人类的发展和文明对于人类具有意义.有人解释说，因为伏尔泰是一位病人，深受疾病折磨的伏尔泰需要医生、需要科学，假设他是一位健康人，他的言辞和态度会有所不同。虽然有哲学家对卢梭的观念持不同意见，但卢梭对艺术持如此态度的征文肯定是获得了1750年的金质奖，这枚奖章也比伏尔泰的讽刺与提醒早到了五年，可见艺术已经留下了许多令人思考与需要辩解的问题。这也是“拿破仑之鞭”这一艺术现象诞生的原因。 文明人腐败了，文明人不文明了，可是要人类退回到原始状态，那绝对不可能，再说人也绝对不会放弃一些既得利益，就像伏尔泰这位哲学家，他不会放弃著名医生给他带来的好处——人对某种事物的肯定与否定，大都是站在自我利益的立场上，哲学家也不例外，艺术家就更不例外了。人类发展或者人类堕落不可逆转，卢梭的《爱弥儿》找到的答案和解决的办法，就是塑造纯粹的人。塑造新人之前又不可能像上帝一样使用洪水杀死所有被不良社会风气浸浊的人，之后再让丢卡利翁和皮拉从地上捡起石块丢出去造出新人。即使造出新人，没有新的文化保障，也有可能再次被腐化，一个结论就出现了，而且十分令人惊悚。“人生来是善良的，他之所以变坏，完全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15可是，社会制度是人类制造的产品，这就出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循环，之所以令人惊讶与恐慌，是因为无解，并涉及到人类存在是否有意义。卢梭1762年1月12日给马尔泽尔布先生写信，离他获奖已经十二年了，有关他获奖文章引发的争论也早已平息得无影无踪，但他仍然没有改变他的判断、思考与观念。关于人与社会，善与恶，美国哲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干脆更明了的指出，这个人类就是道德的人生活在不道德的社会中的人类。不道德的社会制度下，“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在工业时代被一种愚昧的信念所支持，这种愚昧的信念认为对经济活动的政治限制越少就越能更多地获取普遍利益。过去一百年来的历史否定了这种理论，但这种理论仍然得到支持，或者说虽然奄奄一息却垂而不死”，16这就是不道德社会的不道德表现。不道德的社会是因为社会制度制造了焦虑，而焦虑就是罪恶之源，说白了社会就是罪恶之源。找到了罪恶之源后，再来看人类就不那么乐观了，不乐观在于人其实也不见得怎么道德。“看见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几经艰险，终于走出了洪荒的境地，用理智的光辉驱散了大自然密布在他们周围的乌云，使自己超越了自身的局限，在精神上一跃而进入天国。”17而问题在于“自己超越了自身的局限，在精神上一跃而进入天国”，成为神，在人还不是巨人的时候，就迈出了巨人的步伐。人类社会中，的确只有艺术家、科学家、革命家、政治家一直在迈着巨人的步伐，而让卢梭认为艺术复兴无助于世风民俗纯朴，正在于“政府和法律为结合在一起的人们提供安全和福祉，而科学、文学和艺术（它们虽不那么专制，但也许更加强有力）便给人们身上的枷锁装点许多花环，从而泯灭了对他们为之而生的天然的自由的爱，使他们喜欢他们的奴隶状态，使他们变成了所谓的‘文明人’”。18更为严重的是，“要让人类反观自己，从自身去研究人，去认识人的天性，人的职责和人生的目的，那他们就感到十分困难了”，19去承担起人的职责也就更困难。尼布尔认为人失去了爱，人用能力、知识、修养、理性无法控制焦虑，反而自以为是的变得傲慢、冷酷、偏执、激进、不公正。卢梭认为人失去了爱，人就不会反观自己，就会失去人的天性、天职与存在目的。就是傲慢、冷酷、自私、偏执、激进、不公正混合在一起的这么一种当代性，让人失去人的天性、天职与存在的终极目的。 卢梭思考人的那个年代，艺术家的身份和艺术家的知识、智慧、理性、品性、道德、修养，确实不能保证艺术家比一个平凡的人更健康，确实不能保证他比一个平凡的人更能控制焦虑，而人不健康，就会像哲学家伏尔泰一样站在自我利益立场上表态。库尔贝的作品被沙龙拒绝，他的当代性意味很浓的个性让他的焦虑成为不表达不释放就能永恒的力量，成为永远针对不道德社会的力量。而在漫长的艺术创作过程中因籍籍无名所积聚的焦虑，在他的艺术作品被沙龙拒绝之后所引发的焦虑，更容易让这位艺术家的知识、智慧、理性、品性、道德、修养，毁于那一把愤怒的烈火，致使他的个性更加反叛，也更容易让社会当代性主宰他的个性，就好像这位艺术家是为战斗而生，而不是为艺术而生，以致他的艺术充满了战斗。而一旦得到当代性的允诺，什么反叛行为都将被艺术家视为合理，个性上的合理化，和艺术上寻找或者建设一个现实主义一样，都是为了让行为正义化，让行为当代化，让一时还没有确凿根据的当代性行为合理化。 当然，这是在“人类有意义”前提下的思考。如果人类有意义，艺术家的个性，艺术的创新，艺术家创作并致力于寻求社会认可，都必须与人类有意义一样是有意义的，而且两者的意义吻合不悖。如果优雅、高贵吻合“人类必须是有意义的”这一要求，那么，拿破仑三世见到库尔贝的“粗俗”、“丑陋”、“不优雅”的《浴女》，拿破仑三世的鞭挞就是有意义的，卢梭对艺术的质疑也是有意义的。如果“人类无意义”，拿破仑三世的鞭挞就是无意义的，卢梭对艺术的质疑也是无意义的。反而，为拿破仑三世不能容忍的库尔贝的《浴女》、《世界的起源》，和库尔贝的反叛个性，以及个性中世俗的精明才智，对于无意义的人类，就是有意义的，艺术家个性中的当代性，也是有意义的。总体来说，是艺术家的作品，确定拿破仑之鞭是有意义还是无意义，同样也是艺术家的作品，确定艺术领域何时出现拿破仑之鞭这一文化现象，这就是本来很平静的艺术界，突然出现引起轰动的拿破仑之鞭的根据。 但凡一种事物包括人，存在了几万年还在探讨其存在意义与存在目的，这种事物就不具有自足性；但凡一个事物包括人包括艺术不具有自足性，说它是有意义的，其实其意义是人类自构的，其意义是值得怀疑的。的确，天地万物中，没有什么比人更不具有自足性，人存在但人时时怀疑存在。人类发展到现在，我们可以不讨论水了，不讨论树了，也可以不讨论猴了，但仍然需要讨论人。或者如卢梭所说，人拥有科学与艺术而迈出巨人的步伐快速跨入“天国”，在这个快速迈步的过程中，人区分出落后与进步、野蛮与文明，人类的自我定义，就有点像一棵长在城市里的树说自己是文明的，说长在荒野深山中的树是落后的野蛮的非进步的非文明的一样可笑。 帕斯卡尔说，“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人认识到自己的可悲。一棵树并不认为可悲”。人这一伟大源于与树的区别，如果与芦苇相比，人的伟大在于人会思想，“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是最脆弱的，但也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能思想的芦苇——我们应该追求自己的尊严，绝不是求之于空间，而是求之于自己思想的规定”；“思想——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20思想构筑一种和谐的关系方式，那么就如梅洛-庞蒂所说，人只不过是一种关系中的一颗纽扣，在这一关系中，人并不比其它事物更伟大，即使会思想也是如此，而会思想还可能会使一种关系复杂起来，因为会思想就会试图改变关系。帕斯卡尔认为人的伟大在于会思想，人的尊严因此要求于自己的思想的规定。人类在完善自己的思想的规定时，将人区别于大自然，将世界分为主观的和客观的，并一直追求思想的客观性，可是，一直到了黑格尔时代，人类仍然在将主观思考以及人类思想强加给万物，强加给“大自然这一关系”，如果大自然就是一种关系的话。人类思考所获得的一切就如帕斯卡尔说所，一切来自“自己的思想的规定”，因此，脱离一种关系或凌驾于关系之上，人类会思想并不能证明人类有意义，无论如何，人的存在意义其实都是人的主观自构。 在一道关系中，在一条价值链条中，如果说每一个环节的意义在于它们的相互性，在于对另一个事物的存在的支持性与贡献性，人在这个链条中为他的相关项贡献过什么样的相互性与支撑性呢？在整个宇宙都有为人所用的目前，在人带来了许多“破坏”的情况下，地球满目疮痍、太空垃圾密布，地球上战争不断，革命频仍，实际上，人一直在消费它者的意义，人类其实是以自身的无意义消费他者的存在意义。这就变成了万物为人而存在，万物为人而存在才有意义这么一种地球格局，可是，这一说法地球上的一棵树会同意吗？ 艺术创作是思想行为，艺术作品是一种思想结局，库尔贝的《浴女》与《世界的起源》当然也是一位艺术家思考的结果，但是，在整个人类行为无意义的情况下，库尔贝的创作显然就失去了价值之源，也失去价值对象，他的创作对于社会风俗当然也起不到什么纯朴化作用，一位皇帝对艺术鞭挞的显在理由正在于此，一位皇帝对一幅艺术作品的要求的荒诞性也在于此，一个阶级对于艺术的利用的荒谬性也在于此。当人类自诩伟大，习惯于将自己的思想附加给万物，就会如卢梭所说，“要让人类反观自己，从自身去研究人，去认识人的天性、人的职责和人生的目的，那他们就会感到十分困难了”。21这是卢梭认为科学与艺术不能纯化社会风俗的理由，也是艺术无意义的一种表现，因为人丢失了自反性，只思考人的对立面而不会反思反省了。 起初，假设万物的存在都有它的道理，万物存在于一种关系式中都有它的意义与价值，人类起初是有意义的，人怎么就把人类变得无意义了呢？起初艺术是有意义的，艺术家怎样让艺术变得无意义了呢？人们将人类战争区别为正义和反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是一种权力行为，代表着更广大的利益和立场，而生存是一切生命的核心，被认为是非正义的一方也有生存权，出于这一逻辑，正义的战争也成为非正义的战争了。库尔贝具有当代性的艺术创作，其反叛性针对的传统其实得到过更为广泛的认可，当库尔贝的创作求得存在，而库尔贝的个性展示带有战争般的消灭性质，艺术的当代性就充分利用了人类存在的诸种矛盾，在进步、发展、文明的取向上，把一种非正义转换为正义，但它的性质与意义其实和非意义性战争一样。人类在反复进行的正义证明过程中，人类意义逐渐消失。 人在无法解释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和现象时，人类爱用凡是存在的就有它的道理这句话来搪塞。如果疾病与死亡的意义在于节制与平衡，在于让人类遵守规律，但是人类的科学、医学让死亡变得无意义，让人认为死亡无意义，就像人类在排斥和克服死亡使死亡无意义一样，人在排斥驯化艺术时也让艺术变得无意义。艺术的存在与死亡的存在一样，起初都具有阐释规律伸张规律的意义，提示人类尊崇规律，当人利用本身就不应该拥有的科学力量，打破某种临界进而打破平衡而凌驾于万物之上，某种平衡打破的过程中，使人类有意义的意义也就开始消失。人的意义在逐渐消失的过程中，艺术这个起初有助于人类尊崇规律，后来有助于纯化世俗民风的事物，也渐渐失去了它的功能，后来反而被拿破仑三世认为粗俗丑陋有伤民风，在拿破仑三世马鞭下的绘画作品触及到了艺术的意义问题。拿破仑三世只代表人类的一种态度，皇帝举起马鞭只代表一种认识，但毕竟能代表一种态度与认识，这种态度与行为之所以有道理，就如同人们所说因为它存在。艺术是人类行为，艺术被没落化或者被认为没落，吻合人是人的疾病，人是世界的疾病，人是万物的疾病，人是宇宙的疾病这一隐忧。 这个人类如果不像卢梭所说是反观自己之后而建立一种人类制度，而只站在“巨人”的立场和利益角度力排其它，人类一切行为包括艺术行为，都将无益于人类。卢梭绝不是一位保守的人，卢梭也是一位不失个性与激进精神的思想家，他既不站在古典的立场，也不站在未来的立场，而是坚定地站在当代，他的反叛性不亚于艺术家库尔贝，但他的反叛性要比库尔贝更难表达，因为他的反叛涉及基础观念，涉及人类需要确认的存在根据。比如帕斯卡尔认为人的尊严在于思考，人的伟大在于思想，卢梭则认为人一思考就会变成野兽。卢梭的极端遭遇到整个人类的极端后，就产生了他的个性化极端，因此，他的当代性中的修正主义核心区别于其它当代性。 “拿破仑之鞭举起”不是因为一个单一原因。牵涉到科学是因为科学的嘴脸及其真相需要识破，涉及哲学是因为哲学敢于对人的缺陷直言不讳。而当代人为了不损及自己的利益，对自己的问题一贯采取回避态度，对罪恶选择了谦让，对拿破仑之鞭选择了遗忘，难怪我们面临的指责从神的指责升级到魔鬼的指责，难怪我们在魔鬼的面前也不堪入目，而要面临魔鬼的指责：你这个数化人，除了发扬了动物性，除了不负责任地消费一切，还能干些什么呢？魔鬼的指责并不完整，一个当代人除了自己的生存与快乐，对其它一切不再具有责任感，这是一种最不良也最危险的品行。崇尚民主与自由，追求尊严与公正，并且真正拥有了尊严与自由的当代人，未必就比那个举起拿破仑之鞭的皇帝少了些粗暴，未必就比被打倒的皇帝少了些封建，也未必比被消灭的皇帝公正多少。即使如此，面临魔鬼的指责，人们仍然自傲是一个当代人，因为当代人有权力遗忘一切！其实，一个当代人没有能力解决问题，未必就有资格抛弃过去的问题。这篇文章是一次长途跋涉，是要把当代人抛弃的问题找回来，把遗忘的原因呈现在当代人的眼前，同时让当代人真正回到库尔贝的《浴女》和拿破仑之鞭的面前。 库尔贝的《浴女》虽然遭遇皇帝的鞭打，后来还是成为艺术经典，德拉克洛瓦、布勒东、波德莱尔三个人的欢欣鼓舞并不算失败，第戎学院讨论的艺术也包含令人欢欣鼓舞的经典，讨论所得的结论也来自于令人欢欣鼓舞的经典。当然，一幅《浴女》确实无法让人明了它究竟让世风败坏了多少，让人类丑陋了多少，一幅《浴女》也并不表明就是艺术让人类丢失了优雅与高贵。皇帝愤怒也好，艺术家欢欣也罢，环绕《浴女》的愤怒与欢欣，无非是对社会当代性表现的不同反应，体现的是一种对社会走向及其前景的情感态度，同时也是深潜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忧虑的喷发，以及理性无法左右的焦虑行为。如果人类前景堪忧，是因为人类称之为文明的东西中包含了一些令人意外的东西，可以确切地说，人类文明中令人意外的并非只有艺术这一种东西，因此，拿破仑之鞭并不真的是因为库尔贝的《浴女》粗俗而举起。许多人认为法国皇帝鞭打《浴女》，为库尔贝带来了极大荣誉，既然拿破仑之鞭击打的不是丑陋与粗俗，也就不是粗俗给库尔贝的画带来了荣誉。 拿破仑之鞭是一种艺术现象，一种文化现象，随着艺术的诞生而诞生，并且一直与文化艺术相随相伴。只不过在一般人看来，拿破仑之鞭给艺术带来的有时是深重的灾难，有时则是一些趣闻轶事。不论是带来灾难，还是制造趣闻，拿破仑之鞭总会带给人一些思考。中国的秦始皇举起皇帝之鞭时，出现了焚书坑儒事件，几乎就要造成一种文化断裂；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举起拿破仑之鞭时，就造成了西班牙艺术家的大量流失以及一个时期西班牙艺术的萎缩。在中国，还因为一句好词，差点让一位帝王举行起了皇帝之鞭。中国南唐词人冯延巳写了一阙词《谒金门．风乍起》，“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芳径里，手挼红杏蕊。斗鸭阑干独立，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南唐元宗皇帝李璟不高兴了，语含妒意话带杀气地质问冯延巳，“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幸好冯延巳机智过人，马上回答说，春水吹皱一池，也不如陛下的“小楼吹彻玉笙寒”一句啊。“小楼吹彻玉笙寒”是南唐元宗皇帝李璟《摊破浣溪纱．菡萏香销翠叶残》一词中的一句。皇帝李璟听到如此赞美，差点就要举起的皇帝之鞭放下了。 拿破仑之鞭本来就是一种一直存在的文化现象，至于拿破仑之鞭何时为艺术举起，文化艺术在什么情况下会面临拿破仑之鞭，这要看人类哪个时候最脆弱，要看艺术在什么时候触及人类的哪一块伤疤，触及权贵阶层的哪一隐痛。“拿破仑之鞭”这一现象一直随着人类对存在意义的不同感受，人类情感的强弱，以及危机感的远近而出现或者隐伏。当一位皇帝偶尔真切地意识到人类存在虚无的威胁，拿破仑之鞭就会举起，只不过有时抽打的是画，有时抽打是诗歌小说，或者其他东西。当然，拿破仑之鞭不只由拿破仑三世举起，艺术史显示，人类社会中不少皇帝和他的政府机构，以及艺术权贵，经常会举起拿破仑之鞭。
注释： 2017年6月6日 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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