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托克维尔的问题意识 群氓时代的异乡人(2)

来源：新京报

2013-01-24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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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历史路径 特殊自由与庸俗平等

　　东西方文明迄今为止的经验为我们描绘了以下历史路径：

　　日耳曼蛮夷步入文明世界，将部落组织直接变形为封建体系。“国王、贵族与人民”是“酋长、长老和人民”天然的政治后身。阶级森严，尊卑判然，但没有一个凌驾于各阶级之上、外在于社会（society）的强大政权，社会或者说诸社团（societies）依据王国的法统（legal constituted authority）和各阶级的法权（legal rights）自我治理。国会是各阶级代表及各法人团体代表进行利益博弈的场所。国会就是自由，因为自由就是各阶级博弈的产物，立宪政体就是各阶级的力量平衡。

　　这种自由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阶级社会以不平等为原则，但并非一切不平等社会都能产生自由。在东方的吏治国家中，尊卑和财富的不平等远远超过阶级分明的封建社会，全能国家面对散沙社会，国家和社会界限森严，但社会各阶级的分野模糊混乱，没有明显的阶级意识，尤其没有封建欧洲能自我治理的阶级组织。可以说，这个社会有尊卑贫富，却没有作为诸特权与诸自由（privileges and liberties）主体的阶级。

　　在这个社会中，君主只是游民无产者中的幸运儿，不需要法统依据，可以通过赤裸暴力取得统治地位，离开赤裸暴力就会一无所有。贵族只是得宠官僚的荣誉称号，没有离开政权以后仍然可以分庭抗礼的独立阶级力量。城市只是人口较多的乡镇，没有自治组织和宪章。平民群众更换身份就像更换衣服，因为没有严密的阶级组织可以保护并约束他。斗争不在有组织和法权的各阶级之间展开，而在原子化的个人之间进行；不为权利，而为生物学层面上的富贵或温饱。这个社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组织资源极端匮乏。

　　东方吏治国家的困境 在平等的奴役中

　　吏治国家产生的目的本来是仲裁各阶级的冲突；但它越来越强大，超过了所有阶级力量的总和。吏治国家早已折断了各阶级的骨骼，吞食了它们的血肉，把残骸化为原子化的个人；因为任何组织资源都可能是它的潜在威胁。在外部观察者的眼中，这个庞然大物没有骨骼、没有组织器官的分化，由面目雷同的阿米巴直接聚集而成。

　　吏治国家是最后的组织资源；一旦解体，社会就会瓦解为阿米巴状态。吏治国家是社会最大的诅咒，也是唯一的救星。吏治国家是最后一道符咒，将无政府状态禁锢在胆瓶中。吏治国家是社会丧失自我治理能力后，赖以延续残年的外部起搏器。有人幻想：有了先进、精密的起搏器，心脏就会强大；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另一些人幻想：打倒起搏器，心脏就会强大；这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错误。如果你在和平时期就离不开起搏器，尽可能维持现状就是最好的选择。

　　这个社会却享有一种奴役的平等，平等程度往往超过享有法权的阶级社会。在没有法统的地方，命运有最大限度的不可预测性。末路王孙青衣行酒，里巷小儿干禄公卿，皆为司空见惯，不会受到阶级或任何组织规则的限制或保护。没有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这种平等的代价之一，就是王侯将相无种，大位人人可欲。因此，帝国必须把全民视为假想敌。

　　托氏对未来的恐惧 不宜过度诠释

　　“托克维尔问题”产生于托克维尔对未来的恐惧：平等化通常以追求“自由的平等”为开端；可是一旦走错了路，就会演变为“奴役的平等”。怎样才能摆脱“奴役的平等”、实现“自由的平等”？无法在托克维尔这里找到答案。在托克维尔看来，欧洲人参考美国经验、预防“奴役的平等”，希望极大。他为什么要坐在岸上研究“怎样先落水再爬上来”呢？

　　有人以为：托克维尔著作能提供避免大革命的妙计，这完全是郢书燕悦的产物。春秋时期和封建欧洲还有一些形态上的类似。秦政以后，任何时代的中国政治社会形势都不能跟欧洲封建制或绝对君主制相比。而且，即使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有共同之处；中国的历史时间表是在革命后，而非革命前。任何人都清楚：低血压和高血压都可以造成晕眩，但万万不能用同一种药。

　　在后革命时期，法国人应不应该摆脱“世界霸主平等的奴役”？如果应该，怎样才能摆脱平等的奴役？托克维尔没有提供答案，甚至没有给予多少关注。这个问题通常跟希波利忒·泰涅《当代法国的起源》联系在一起。不过，这些想要“以史为鉴”的中国人其实也不关心“泰涅问题”。 其实，他们的真实想法类似迎娶奥地利公主的拿破仑：如果既不能走正统派的老路，又不能走共和派的新路；那么，拿破仑的事实政权应该怎么办？然而，法统（legal constituted authority）问题是宪制问题的一部分。托克维尔的切入点是身份平等与社会演变，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困难。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读者不应对此过度阐释；否则很容易把自己的期望当成托克维尔的洞见。

　　撰文/刘仲敬(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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