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张强：致潘德熙先生(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张强
2013-02-17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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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书法A为魏晋上溯汉字的萌发期，那么，书法B则为文人书法，书法C则是清代碑学的勃兴。在书法A、C阶段，实质上是将在书法艺术观念B基础上的文化观念予以放大。”
　　
　　在以上的文字中，我想着重说明一点：艺术本来是不存在的，它是在历史与文化发展中成立起来的，在此基础上产生出观念对行为的“追认”与“赋予”，因此，它是充满着相对性、动态性与游移性的。(详见拙文《艺术是什么?——一个自我约束的悖论》，“当代文艺思潮中的美术理论建设学术研论会”交流论文1988、12杭州) 
　　
　　在这个基本书法观下，我以为书法A、B、C三个阶段(或三个空间)的拓展都已达到了它的“充分性”。面对着形式的完美与历史文化心理的沉重负荷，应当采取什么样的书法立场呢?对此笔者拙文曾述及，现择要摘出：
　　
　　“……书法作为东方艺术的核心阐释，在当今世界学术界引起关注，书法此起彼伏的大展大赛的汹涌浪潮又似乎足以证明书法的繁荣和发展的广阔性。但是，只要我们把这种热情稍稍降低一下，冷静地观察一下这喧闹的书坛，无论参赛者还是组织者的素质，我们都只视为是一种可喜的文化现象而已。它的确难以向理论家提供多少学术意义和价值的课题。
　　
　　书法具有相当的封闭特点和现代改造上的艰巨性：一方面是自身完美形式的构建，另一方面则是弹性极大的中国哲学基础，为它空间的拒纳性提供了可靠的保证。而中国深厚的文化基础所造就的书法独特而完善的审美观念，又为自己的有限变异提供狡黠的阐释。这样，书法在造就独特之时，由于脱离了一般视觉适应的前提，在现代改造上亦遇到了极大的麻烦。
　　
　　从宏观的正面来看，书法的确有它艺术性极强的一面，这亦是一种集体性的艺术存在特性。但从侧面讲，书法与汉字语义载体序列之间的依附关系亦严重地阻碍了它的个性扩张。两相比较，书法的所谓艺术性同未来发展相联系，便有很大程度上的‘假释’了……。
　　
　　通过以上对于书法的动态考察之后，可以看到：古人关于书法的艺术观念本来就是一种变化的态度，而不是静止的，那么，在面向未来的反思中，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固体地、一成不变地去看待未来书法重心的游移呢? 当人们在津津乐道于日本书家‘崩坏’作品在西方人眼中的震动时。除了看到它作为内容与形式相通的书法论证之外。是否想到它其实是以一种‘视觉形式’引起的强烈感应呢?也许只有卸掉一部分沉重的历史文化负荷之后，书法才有可能真正面向来来构筑新的形式，由此而来，汉字的分裂在书法中也就会成为可能。
　　
　　我以为对此惶恐是大可不必的。因为艺术新空间的建立总是以对现有完美形式的牺牲为代价的。况且它与正常汉字书写可以并行不悖地存在着。当我们如果以艺术的‘文化发生变化的先兆’来宽容地看待艺术的功能时，自然会发出欣慰的微笑的。”   

　　因此，“字象说”不过是我在对历史趋向认识下的一种具体的发展结论而已。它同时也是我假想的书法D空间(现代空间)的方法落实。   

　　关于“字象”，我想重申一下它所包含的意思。其实“字象”一词并不是我的发明，在此只是借用而已。记得在邱振中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曾谈及这是他与范景中先生进行讨论时产生的一个词汇。但我这里使用的“字象”含义却与之不尽相同，而且发生背景也相异。我是这样得到“字象”感受的：在一次偶然中把一些不相干的部首结合在一起，我惊奇地发观它是那么富有新奇而神秘的强烈感觉。然而在平时每天接触的汉字中为什么却引不起这种感受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对汉字的要求仅是语言的符号而已。因而在熟视中自然也就无睹于它那遥远而深刻的内涵了。同时。我们在建立书法新空间及传播语义传播功能的观念下，便自然地会对这种“非文字”发生艺术感受了。在这种意义上，谁又能绝对地讲“写字”不具备艺术性呢?

　　另外，在一次国际的美术史学术讨论会上，我曾就书法的美感问题询问过一位欧洲的学者。他说，欧洲人看中国书法得到的美感大多是不认识汉字的情况下，有人甚至把家里收藏的书法挂反了，但却并不影响把它当作一种优美的抽象形式来看待。由此联想到书法之所以具有永久的魅力，其实在汉字部首未成语义组合时便产生了。因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脱离语义载体后把部首进行随机组合，以得到一种更大的自由呢?

　　从字面上来讲?“字象”的“象”不是具体问题可感的形象，它与卦象的“象”相近，是一种抽象意义特指的形式。我把在部首重新组合中得到的新鲜体验当做“象”特指的内容。又由于这种内容是文字中得到的，因而我便把它称之为“字象”。

　　然而，由于“字象说”的提法见刊于《青少年书法报》，便当然地带来一个问题。对于青少年书法创作方向的影响。

　　正如潘先生大札中所言：

　　“如果在青少年学生中，大家都这样玩起来，恐怕要给老师呵责的。”

　　我觉得这似乎又不成其一个问题，因为笔者已在本报77期《理论的立场与致用立场——我观“儿童书法儿童化”的争论》，讲明了这种“立场”问题。我的“字象说”是作为一种书法未来发展的设想提出的，这是一个理论的立场。而潘先生是从青少年实用功能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根本的歧异也就在这里。

　　关于青少年与书法在创作特征上的差异，该报已定于明年分版的做法，恐怕已是对这个艺术锋面探索与学习致用矛盾的最好解决了。如此看来，以后也就毋庸担心在青少年学生中出现各种对文字的“捣乱”了吧！潘先生以为如何?很希望再得到您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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