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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强《中国画学》丛书的访谈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2013-02-19 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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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里程碑还是舍身崖
　　——关于张强《中国画学》丛书的访谈
　　张强 / 傅京生
　　
　　时 间：2005-03-25
　　地 点：北京-重庆
　　形 式：传真

张强

张强

　　一本书，一套丛书，刊行面世后，它就会“生活”在它诞生之后的文化空间，四川美术学院当代视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强教授的“中国画学”丛书出版后，作为参与此书撰写的作者，我深知这套丛书的学术分量和价值所在，但我还设想了这套丛书一旦“生活”在当下文化空间的“生存状态”，于是，就有了如是对话。
　　——访谈手记

关于张强《中国画学》丛书的访谈

　　1、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中国画学》，通读一遍，总的感觉是体系过大，恐怕因学术准备仓促而会引起学术界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诟病。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方法论上另起炉灶，与现行的学术规范多少背道而驰。按现行的学术习惯，一套丛书，基础理论研究就是“基础理论”研究，艺术形态学研究就是形态学研究，二者不宜混杂在一套丛书中，但现在这套丛书，有些“拼盘”、“杂烩”的感觉，这之中是否有什么价值指向上的意图！？是否另有什么奥秘？譬如，与中国古代的混沌思维、空无思想或西方后现代解构思潮有什么关联？
　　
　　张强：我以为体系本身没有大小的问题，只有“有无”能力把握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老子五千言《道德经》的体系是大是小呢！？我之所以举出这个极端的例子，原因在于结果的呈示。至于说到所谓专家为此而“诟病”，那是与我无干的，因为我不是为了“学术界大多数专家学者”的情绪而进行研究并写作的，我只忠实于我的心灵。因为我觉得远比忠实于那些中国画的专家的情绪要可靠得多。

　　其实，有关本书的“方法论”问题，是我在主编并亲为撰写过程中，所苦心经营的核心部分。因为我发现，其实，说到底，任何学术的起点是“方法论”，而其终点也是在于“方法论”！这是因为所有的学术研究，必定以方法切入问题的角度，才会显现其论述的可能度——也就是其学术的价值所在。就所谓的史料的运用而言，如果最终不能 够指向问题的考掘，那么，史料也就成为一堆非生命的无机物而已。

　　所谓的“学术规范”在我看来，应该是“著述”者主体在著述过程中的“消隐”，在论述的方法上显示出其独立存在的身份和意义。而至于说到著作是否必须引用“原著”，以及在引用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还有写作的格式，则不过是在技术层面上的东西。严格地将这还不是“规范”层次。

　　说到“学术规范”的问题，我一直主张在论述上的朴素直观，保持书面语言的感觉，排斥情绪化，以理性的表述和逻辑的自然延伸，抵达最终的结论。在这方面，倒是一些善于调用大量史料进行叙述的“学者”在其著作中，不断地夹杂着各种情绪化的“口语”，动辄“我认为”、“我坚持”、“我的看法”，反倒是违反学术规范。

　　同时，从深层上来理解“学术规范”，决不是在论述中必须遵循什么样的方法。而是在对这个学科发展的“已有成就”上的谙熟于胸，在此基础上，针对这个学科内在发展逻辑上的自然“推进”。逐步建立起有关这个学科论述的“语言系统”，以及对于这个学科成果的“评价系统”。如此才能够称得上“规范”。

　　强调“学术规范”的意义是，研究者必须清楚本学科发展的真实动势，避免在另一个层面上进行重复的论述，避免不顾及已有社会化的学术成果的呈示，表面看来是进行方式转换地呈现相似的学术研究，实则是另一种方式的抄袭与剽窃。

　　我要说明的是，这套丛书的出现，以及其中各个分部的结构之间，的确存在着貌似草率处理的现象。但是，这是“时代的匆忙”所致，我个人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诸如说，在对于国画在当代的变异性发展的把握，我使用了一个“现代国画形态”这样的概念，原因是国画的急速变异期还没有完全结束，如果这个时候使用“现代国画原理”或“现代国画体系”之类的名称，与整套书的边际之间，倒是吻合了，但是，却有可能因为仓促，而失去更为深刻的问题。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宁肯保持一种观察的眼光，去注视它的成长，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表露出来的可能性。事实上，我也并没有将“现代国画”这个概念截然地放置在“当代文化”的语境之中。因为那样以来，国画就不再成为讨论的话题。注意寻求国画“现代化”中的自身稳定的逻辑脉线，以期使它保持其论述上的“生态性”，也是我的悉心着意之处。

　　至于说到与中国古代的混沌思维、空无思想或西方后现代解构思潮有什么关联，我觉得在我所采纳的“方法论”，以及在不同著述中所显示出来的风格倾向，的确有中国的禅宗感性顿悟与潜逻辑思维、道家的自然生态观、甚至包括西方后现代思想的构成因素在内……。
　　       
　　2、丛书大量使用了近似“哲学思维”、“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这与影响了整个20世纪艺术史研究的兰克学派“客观”地如实再现“历史真实”的方法相较，多少有些“离经叛道”的意味。在我们现在的学术界，学者普遍认为，“如实直书”的“第一序”（ first-order）的研究模式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所以大量引证史料，进行知识考古，就能令人信服。而中国古代禅宗的“一超直入如来地”式的学术研究方法，则往往被人所不齿。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画学丛书”有意悬置史料，跃过细致地展开考据、考证某种观念或原理的历史文脉源流的作法，是疏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此外，在文风上也没有像剥笋那样，层层剥开，然后见真谛。这是目前学术界约定俗成，具有公识属性的作法。丛书为什么在采用这种方法上鲜有体现？
　　
　　张强：我觉得你使用这个“近似”是非常准确的，因为我时刻注意不要套用现成的哲学或艺术学的方法论，这个警觉体现在我从开始从事这个课题的研究之初。因为任何现成的哲学理念与艺术史方法，更多地有效于“发现者”，而不是后来的使用者。甚或相反，后来的应用者只是在用他的工作为前者做着“证明”的习题。

　　当然，任何研究方法的发现，同样也不是既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凭空而降，它必须有非常可靠的学术基础做出准备，是在哲学观照层面上的“逾越”。与沿袭性的研究方法相比较，独创性的方法，更具有冒险性。它极有可能因为陷入虚夸而被“悬置”，从而无法产生任何应有的“学术效应”。所以，我时常对我的研究生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去独创能力和长久的心理培育，你宁肯做一个学术工人，也不要陷入浮夸。

　　在研究方法上，可以说通过“生效”来检验其是否具有意义的。因此，在这个层面上，也就不存在所谓“真正的学术研究”，如果只有一种研究方法被证明是真正的学术研究，那确是“学术的工业化”的到来，也就是学术在思想层面上的死亡。

　　在“中国画学”的研究过程中，的确充满了“一超直入如来地”的感觉。但是，所有的结论也是建立在对足够的材料作为基本的支持与证明上。至于说只有使用“偏僻”的材料，才能够证明问题，或者说必须做到“细致地展开考据、考证某种观念或原理的历史文脉源流”才能够做出相应正确的结论，更属一种朴素的偏见。这里存在着一个“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举例来说，在“山水画学”这个课题中，仅仅是“南北宗”的问题，我相信100万字也说不清楚，也无法让所有的人认定你是终极的真理。关键在于你的史料的应用要说明什么问题，你的考据要论证什么问题。因为南北宗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问题”，而一旦虚构出来之后，就产生了应有的作用。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感兴趣的是这个“问题发生的情境”，以及发生之后所产生的“意义变量”。反之，所有的“考据”只能是被绞进一个“黑洞”之中，面对一个虚构的目标，进行狂轰烂炸。

　　当然，学术是民主而且是自由的，你在这个虚构的“狂轰烂炸”过程中，获得你的快感与成就感，也是你的满足。

　　3、总体上来说，这套丛书应该列入“第二序”（second-order），即艺术哲学研究范畴，事实是否如此呢？20世纪以来艺术哲学研究有几个大的流派（方法）和研究范式，丛书似乎没有按照国内普遍接受，且经过历史筛选的已有流派（方法）和研究范式，似乎忽略了近代几位学术大家筚路蓝缕开创的道路，简言之，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在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上添砖加瓦，是否建得起崭新的学术大厦？此外，丛书的学术准备是否充足？即我们是否普查了20世纪对构建中国画学做出特殊学术努力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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