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公的面子》：对话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
一段南京大学校园内广为流传的轶事，被一名大三学生编成了一部《蒋公的面子》，自去年5月开始在南京大学校园演出30多场，场场爆满。今年1月13日，这部原为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活动的话剧第一次走出校园，在南京紫金大戏院进行了首场正式公演，好评如潮。如今，该剧于4月3日正式拉开全国巡演的序幕，首站登陆上海连演4天。
导演吕效平
《蒋公的面子》切入点很小。1943年，蒋介石初任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校长，请中文系三个教授吃饭，想吃不想吃的都有难处。究竟是蒋公的面子重要，还是自己的内心、自己的利益更重要？三位教授非常纠结，他们中，有人痛恨蒋的独裁，却又因为时值战乱藏书难保需要蒋的帮助；有人潜心学问不谈国事，却明火执仗摆明自己就是一食客，想到席上难得的好菜已难掩激动；有人支持政府愿意去赴宴，却硬是放不下文人的架子，要拉另外两人下水。他们争吵了一个下午…… 二十多年后的“文革”，他们必须交代是否接受过蒋的宴请。三人再次见面，谈论当年到底去没去赴宴，诚惶诚恐地回忆往事，真相难觅，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所有的好戏都是指出道德的边缘所在、困境所在。《蒋公的面子》之所以火，不是因为戏里有抗战和‘文革’的悲剧，而是因为人性中永远不可能改变的悲剧性和喜剧性，因为我们自己这种卑微的状态。”《蒋公的面子》导演、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戏剧影视艺术系主任吕效平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说。 蒋介石出任中央大学校长的背景 《蒋公的面子》的背景，是1943年顾孟余辞职，蒋介石出任中央大学校长。 上世纪40年代以前，中央大学共有文、理、法、工、农、医、教育7个学院，40余个系，是国内规模最大、系科最为完备的综合性大学。1937年，中央大学西迁至重庆。1941年，已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十年之久的罗家伦，受命担任黔滇考察团团长，为远征军经云南出国作战作预筹。罗家伦辞去中大校长后，行政院长蒋介石任命原北京大学名教授顾孟余继任。 根据吕效平教授的说法，顾孟余1943年辞职是因为与蒋介石发生矛盾。“蒋介石在重庆老是找大学校长训话。他是军人身份，不认识那些校长们，所以他觉得点名的时候大学校长应该站起来。但是大学校长们不吃这一套，蒋介石叫他们，他们不愿意站起来—那个时候大学里共产党的活动也多，大家对蒋介石并不佩服—蒋介石就很不高兴。而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顾孟余索性不来开会，让秘书去。蒋介石因此就说了几句重话，刚好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顾孟余一怒之下辞职不干了。” 不过，曾主持译校《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刘敬坤曾在名为《蒋介石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始末》一文中披露，顾孟余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主要还是因为“与陈立夫闹矛盾”。 无论如何，顾孟余离开中央大学，立刻引发了师生间的轩然大波。陈立夫原想把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的吴南轩调任中央大学校长，结果遭到中央大学师生的一致反对。束手无策的陈立夫向行政院长蒋介石求援，表示“中央大学的学生要闹事”。蒋介石一听说学生要闹事，立即以命令的口吻说：“抗战时期，不许学生闹事。” 据陈立夫在其回忆录《成败之鉴》中说，蒋遂提出，像军校一样，所有各大学一律由蒋氏出任校长，另派教育长到各校实际主持校务。 “所有强人都是这样，蒋介石认为没有他搞不定的事，他一生最多的时候兼了70多个职，他认为他是强人，你们搞不定他肯定能，他一怒之下就说他来做中央大学校长。”吕效平说。 去还是没去，也是个问题 《蒋公的面子》的故事，就从“蒋介石自以为他能搞定”开始。 1943年5月，蒋介石正式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他做校长以后，大多数学生很高兴，因为学生认为国家元首来做校长，学生不闹了。”吕效平说，“但是教授们不高兴了，教授们认为以你的学识、经历，做党校、军校校长差不多，做中央大学的校长，你能做学术吗？你能终身献身于学术吗？你能不问党派只做学术吗？有些教授扬言要走。” 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广为流传的故事便是“蒋介石当时想请中文系最有影响的教授吃年夜饭，希望跟大家进行沟通把这件事情搞定”。“但是据说我们系里这三个老先生就很犯难，给不给蒋介石这个面子呢？但我们的老师也没有跟我们说，他们最终是去了还是没有去。”吕效平说。 这三位老教授在《蒋公的面子》里成为了时任道、夏小山、卞从周三人。三个人物性格特点鲜明，时任道思想进步，追求民主自由和学术独立，他的学生呼吁抗日，上街游行被当局打死，他斥蒋介石为独裁者，因而拒绝赴宴。但令他为难的是，他同时又有求于老蒋—他在桂林的一批藏书朝不保夕，很想通过蒋介石保住这批书并运回重庆来。于是，他想到了一个近乎黑色幽默的“好办法”—自己保住面子，让别人去赴宴帮他说情挽回藏书。更大的黑色幽默在于，他想拿回藏书并不是因为有多么爱书，而是想变卖以度日—因其一贯的清高，家中已经快揭不开锅了，时太太甚至瞒着他去向他素来看不惯的卞从周借钱。 夏小山是一个看似中立实则骑墙的代表，他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与人为善，极爱美食和麻将。他听说宴会上将有一道老字号的火腿烧豆腐，因而心驰神往。但他之前在学生面前扬言不承认蒋介石这个校长，出于文人的面子和虚荣，如今这封请柬令他为难了。他提议把请柬上的蒋校长改成蒋院长（行政院长）或蒋委员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就同意赴宴。蒋公的面子其实不重要，自己的面子才是最要紧的。 卞从周则是与体制合作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不鼓励学生游行，给《中央日报》撰稿，支持国民政府。接到蒋公的请柬后，他竭力主张并力图说服两位同侪同去赴宴，并抛出了两大诱惑—时任道的藏书、夏小山的火腿烧豆腐。但再三鼓动未果，并被时任道和夏小山斥为谄媚，从而恼羞成怒，面子下不去，也摆出一副不去赴宴的姿态。 “夏小山的原型是胡小石，时任道的背景是陈中凡。卞从周则完全是一个捏造的人物。”吕效平说，“无论三位教授有着怎样的差别，是拥蒋还是反蒋，总体上看，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价值，就是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他们并不把蒋介石请吃饭当做是皇帝的赐宴。即使是建制化的卞从周也没有这种倾向。” 没接到关于“文革”戏的批评 “1943年三位教授激烈争论要不要给蒋公面子”并不是《蒋公的面子》的全部—“文革”中，曾经三位“蒋介石请吃饭，还要考虑一下”的老先生，被要求交代是否接受蒋氏邀请。 “加入这段，是我们想直接地批评这么多年以来对大学教授的精神奴役，采用了一个非艺术的简单化的方式。”吕效平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其实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一张桌子、一个整块的时间把这个故事演下来，希望故事发生的时间和我们演出的时间是完全一样的，不要有跨度。加入这段是因为两个因素做的妥协，最要紧的因素是我们自己才气不足，我们的才气不足以一张麻将桌就有充沛的剧场审美资源的戏。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稍微有点着急想表达我们的想法，想把当今的精神状态和那时老师们的精神状态做一个鲜明的比较。但这个表现太直接了一点，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才气更好一点肯定要把它改掉，但现在没有这个才气。” “现在媒体上讲‘文革’的也多了，不只我们一家。所以江苏省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南京大学党委没有任何人批评我们，迄今为止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我们这段戏的批评。”吕效平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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