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蒋公的面子》：对话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2)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赵妍
2013-04-07 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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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导演吕效平：我们至今没有遭遇任何压力
　　
　　和校园戏剧节打擂台
　　
　　时代周报：迄今为止，作为一部校史剧，《蒋公的面子》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听说这部剧最开始参加第三届校园戏剧节落选了？
　　
　　吕效平：是。去年六月我们报名参加在上海做的第三届校园戏剧节，是中国文联、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在上海做的，前两届也是在上海做，实际是中国剧协操作。我报名的时候就给了他们一个难题，我不认为他会选中我们，人都是这样的，不逼到眼皮底下，自觉地靠思想觉悟提高是很困难的，果然他们把我们淘汰了。
　　
　　我们跟中国剧协也不是第一次较量，我知道淘汰是必然的。2005年我们做了一个戏，叫“《人民公敌》事件”，是一个反映环境问题的戏，至少是借治理污染的问题谈人的问题。后来南京艺术学院想买这个本子，回去做“五个一工程”，就从北京请了一大堆艺术专家，包括很多剧协专家，包括当时剧协的秘书长来提意见。结果中国剧协的秘书长说：政府对环境问题是负责任的，不可以与150年前的资产阶级政府相比较。
　　
　　2005年，并不是处在官员位置上的剧协秘书长都好意思讲这个话？连温家宝总理都不好意思讲这个话—如果我们在环境问题上没有比100多年前的资产阶级政府做得更差一点的话，至少没有比它做得更好。结果他说：你一个搞艺术的操那么多心，讲那么多话，干什么呢？我就没理他。有些事情就得死磕，就得跟他计较。这是我一贯的世界观，坏事要盯死，首先要认错，认错以后再说原谅不原谅，这样社会才能进步。
　　
　　时代周报：虽然落选了，但《蒋公的面子》却在校园戏剧节开幕的同一时间几乎算是以“打擂台”的方式连演了许多场。
　　
　　吕效平：我这个人也有点坏，被剧协淘汰以后就在想，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开幕的时候，我到上海找个地方，门对门演。后来因为忙，我也没有往上海跑，但他们演的时候我们也在演。我们的演出定下来是从10月23日到11月2日演十场，结果后来第二次加演，第三次加演，第四次加演，第五次加演，第六次加演……演到了29场，实在不能再演了，因为没有空调，演员冷得要死，说开春再演。
　　
　　在10月27日第二轮演出第四场，也就是全部演出第八场的时候，也是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闭幕发奖的时间。我在那一场谢幕后上台讲了几句话，我说今天300公里以外，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闭幕了，我们是一个被淘汰的节目，但是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的全部剧目的总和抵不上我们这一个戏。我们没有正式走向社会的时候，已经开始给演员们买汽油票，因为大家开车来演出，发工资。我们的学生们说演场戏这么多钱啊，我说你们自己挣的。
　　
　　时代周报：也就是那期间，南京市委宣传部和江苏省委宣传部来包场看演出。领导看后有没有做评价？
　　
　　吕效平：省委宣传部跟我说要看三场。我说不行，我们没有空调太冷了，他说我给你找个暖和的场子，这样我们到南艺的场子去演了三场。演完后宣传部长一言不发，留了一句话：我跟你再谈。我把话都准备好了，谈就谈吧。结果宣传部长还是很好，他一言不发。
　　
　　陈道明在南京演《喜剧的忧伤》，他的票卖得贵，最贵的2800元，因此当时就有了一些批评。陈道明也是非常爽气，说我也不要钱，这个钱就算捐给南京市的困难学生或者下岗职工都好，捐给南京市吧，他捐了120万。省委宣传部长看完我们的戏说，这个钱也不要给别人了，就给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让他们排戏吧。他不评价《蒋公的面子》，但是给了我120万。后来濮存昕他们觉得陈道明捐了钱，陈道明不是北京人艺的，但《喜剧的忧伤》是北京人艺的，那我们北京人艺往哪里搁啊？索性何冰也捐吧，何冰的80万加上陈道明的120万，就用北京人艺的名义都捐了，省委宣传部说这笔钱给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
　　
　　“你匍匐在地上，怎么看得见天上的光辉”
　　
　　时代周报：那么剧本方面，有没有因为在学校以外演出而改动？
　　
　　吕效平：有改动，但都是我们自觉的，因为演到135分钟太长了，我们自己压缩。如果在南京大学演出，我们可能会演135分钟，关于我们自己大学的笑话、关于哲学问题等可以演。但是在外面给市民演，关于南京大学自己家里的事、关于哲学问题就不演了。迄今为止我们没有遭遇到任何压力，没有人要我们屈从于某一个意志改剧本。有一天演完了以后，有人问我能不能演到北京去，当时十八大还没有开。很幸运的是，现在我们马上要去北京了。
　　
　　时代周报：你的导师、曾担任过主管文科的南大副校长的董建教授，观看了这部戏后口述了一篇文章《献给校庆的精神美餐—看话剧〈蒋公的面子〉有感》。文章刊出后，在网上广为转发。
　　
　　吕效平：按照董老师的意思是写“文化大革命”不够直接，不如直接写当代。他说“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写的只是精神猥琐状态的根源。董老师要求我们把当代精神猥琐的状态写出来，和（上世纪）40年代的精神状态相比较，当然董老师也说时间跨度太大，难度更大。
　　
　　时代周报：戏出来后，引发了公众对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思考？
　　
　　吕效平：我们是要把这个戏和当代中国大学制度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做一个对话。编剧温伊方在找资料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个广为流传的段子未必确有其事。因为当时陈中凡根本不是中央大学的教授，而“蒋介石要来中大做校长”的消息传来时，年已经过完了，也就不会有年夜饭一说。但重要的并不是历史上有没有这个事，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被我们忘却了，历史上没有发生的许多事情，我们用想象把它杜撰出来广为流传。我们忘记什么，我们杜撰什么，我们记住什么，我们虚构什么都有深刻的当代原因，都有深刻的心灵的原因。即使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但是我们不断地讲就说明还有问题。
　　
　　我举个例子，我的小师弟做了博士生导师，某部请他去做秘书。他要去，我的导师勃然大怒，说你在现代发达国家、在几十年前，叫一个大学的成熟教授去当部长，教授们还要犹豫一下。现在公然地叫一个大学的成熟教授、博士生导师来当秘书，提出这个要求的人不感到羞愧，而接到这个邀请的人感到很荣幸，立马就去了。不是赌一口气，是觉得这样做很没有面子。你匍匐在地上的时候，怎么看得见天上思想的光辉、哲学的光辉、科学的光辉呢？你不是傲视一切，不是在天马行空充满想象力的思想状态，做什么科学？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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