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沈其斌对话刘广云(3)

来源：艺术国际

2013-10-25 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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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广云：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但还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沈其斌：相当于你做一个艺术，无形中价值判断就进去了，只是你可能没有谈清楚或者没有觉察，相当于你做《弹道》一样，《弹道》的核心价值有吗？这个很清晰，就是把你这种私人化的经验用一个艺术的方式让你放在一个大的时代语境当中认为具有代表性或者具有启示性，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核心价值，这个问题关系到你未来艺术怎么走向，这里边存在一种价值判断，返过来再问一个问题，《弹道》以后怎么办？

　　刘广云： 我比较崇尚作品里四两拨千斤的巧劲，而不太推崇殉道式的壮烈，你壮烈了，你殉道了，和你贡献了什么没有因果关系。我会注意我的工作方式，就是我刚才说的，往里走，注意格局。注意人在社会中作为私人的位置、还有这种关系的不确定性非常让我迷恋，至于再具体的工作计划短期内有，长期的没有， 就像二十年前我不能想象今天的状况一样，我也没有能力为自己的未来算命，所以我对这种不确定性很感兴趣。今天把一棵树种下了，它在长，它在酝酿，它在和土地发生关系，至于最后长成什么样，要根据天气，看下不下雨，有没有阳光，我会在这个生长性的过程中用同样在生长变化着的意图修剪它，长好了可能，种不活也可能，种烦了把它砍了也可能，最后变态了变种了，也可能，在艺术这个范围里，如果谁要和我谈论他延续十年以后的方案和计划，我是根本就不会认真的，我觉得工作的乐趣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种工作的不确定性，就像很多相信宿命论的人也不愿意算命一样，不是害怕，是不想知道，活着力量就是还有一个未知的东西在吸引着你探求，它能有效地调动人潜在的那种好奇心，激活体内那些创造性的力量。

　　沈其斌：你对未来艺术怎么走你从来不预设？你基本上忠诚于内心？

　　刘广云：刚才种树的比喻就是一种预设，它关系到你选择什么样的品种，至于长成什么样的结果，最初的时候都不太确定，我们这些年的工作经验实际上已经多次证明，一个作品，一个项目，一个方案在它最后完成的时候一般和最初我预设还是出入很大的，甚至发生了质变，一般都会比预设的更往良性里发展，否则也没必要修正预设方案，作品自己会生长的。忠于自己的内心一样很重要，就是上面说的私人化经验，一个作品里有艺术家自己了才能体现作品的独立性，否则很容易形成大家似曾相识，或千篇一律的局面。当代艺术圈子里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特别强调作品的社会性这是当然重要的，同时比较排斥私人性，我觉得这就片面，比如，“体验”这种方式就是私人性的，这是比较微妙，深刻的东西，有的人有这根神经有的人就没有，“社会材料”是世面上的东西，相对表像，强调作品的社会性是一种政治上很正确的定位，也是容易言说话语，但对私人化的排斥会在一定范围里形成了艺术方向的大一统，常见到的是这种艺术上的集体主义使许多方案撞车，更多作品沦为社会学插图，成为其它逻辑系统的附属品。

　　沈其斌：我记得前面谈话讲到了“生长性”，因为生长性这三个字你应该也记得，其实是我一直比较强调的，我在北京做“归去来兮”的时候，就讲艺术的生长性，做艺术园林，包括我自己的作品，作为你的作品，你讲的生长性从《整容》到《时差》，再到《弹道》，你觉得你的这种生长性体现在哪里？

　　刘广云：实际上我最早的有关身份的思考的作品是《丢脸》，这个录像在国内没正式展出过，在德国，西班牙，意大利重要的美术馆里展出过多次，是我那个时期的代表作，我把自己的头发做成辫绳悬在天花板上，将自己的面孔拍摄成了一个摇晃的钟摆，我觉得比较准确地表达出了我在两种文化之间的一种状态。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关心我自己的身份问题，我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丢脸》的意思就是身份不明，值得怀疑。《整容》系列是这个作品的延续，有好几个版本，有一个三屏的录像，画面就是我一家三口的脸被一双戴着医用胶皮手套的手揉搓，面孔不断发生变异，我想用我这个混合文化的家庭来暗示某种杂交文化的在身份问题上的处境，我女儿是个典型的东西混血，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很多东西。通常来说差异大的血缘结合容易生成优良品种，可人不仅是个物种，还是一个文化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我女儿自出生就决定了她是一个杂种，我们今天的文化就是一个杂种文化，上海是杂种，整个中国都是杂种，但你不能说德国是个杂种，它的文化脉络很清晰，在文化的传承上可能出现了各种变异，但它没有因为外来文化的影响变成另一个东西，它有异化，但不是杂种。杂种不是一个贬义词，但一个成熟的传统文化遭到伤筋动骨的整形，是件很疼的事，这也是《整容》后面的意思，说的还是身份问题，文化身份的问题。

　　沈其斌：中间还有一个翻来覆去睡不着录像装置作品。

　　刘广云：叫《不安的睡眠很安静》这个作品只展出过一次，很多人只看到了表面，需要说几句，我拍摄了我女儿还是婴儿的时候在枕头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情景，这是我刻意制造的一个假象，实际上我拍摄的整个过程里她完全未被惊醒，自始至终纹丝未动，画面里翻身的动荡感是我用旋转拍摄的摄像机制造而成的，展览时我将这个录像投射在一个悬空的大枕头上，强化了一种不踏实的感觉。当时我还是考虑这个身份问题，一个混血，在德国出生长大就是德国人，在中国就是中国人，是谁来决定哪？即便父母可以决定她成长的地理位置，但真正影响人成长的实际上是文化背景和教育，是文化造就了人，不是男女关系。

　　沈其斌：《丢脸》有点儿迷失，《不安的睡眠很安静》有点儿纠结。这种身份是谁给予的，谁来确认，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这种矛盾，这种外力引发的是内心的纠结。潜意识是这个东西。

　　刘广云： 实际上比《丢脸》这个作品深了一层，可是越来越难交流了

　　沈其斌：这是我关心的，因为我们现在在谈生长性，生长性是指你内心的起伏变化，它是怎么逐渐形成的，是这个东西。

　　刘广云：我当时做完这个作品时我写了一句话，我说：世界本来平安无事，就因为加入了太多人为的动机，才变得动荡不安。

　　沈其斌：很准确。后来你做了《时差》

　　刘广云：对。《时差》在形式上、手法上是属于我作品的一个转折。

　　沈其斌：理性转折，极其理性的。前面三个更偏重视觉，这个更偏观念了

　　沈其斌：再到《弹道》。这里边能看出线索来了，这个生长性，我刚刚说的生长性体现在这里就是这样一个线索，这个就很有意思。我对你的作品感兴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的视角介于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你看金锋、邱志杰完全不一样，他在本土语境中生长，尽管也所谓的国际化，但是他这个国际化跟你身处在两种文化之间有本质差别，我感兴趣在这一点上面，在这一点上谈生长性跟自身的作品谈生长性完全不一样，因为生长语境不一样，这是我感兴趣的很重要的一点。同时就生长性本身而言，从我这个角度，我做当代艺术的管理工作，策划、评论到今天，我所看到的问题中国当代艺术恰恰就缺生长性，为什么我做“长草”作品，我的作品做“父亲”恰恰就体现在这一点，生长性上边，中国当代艺术不感动人，没有灵魂，这个也是我很多年以前就说了。在这一点上面，你的作品越来越清晰，而且也越来越具有真正回到我讲的艺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

　　刘广云：谢谢你的认可。

　　沈其斌：我认为这就是其中很重要的核心价值之一，艺术回到人本身，回到生活本身，我觉得你所谓的土壤、历史、人文所有这些东西都构筑在人为基础的前提，这个恰恰是中国当代艺术目前严重缺失和严重扭曲的东西。

　　刘广云：你要真能认同这一点，咱俩就是观点一致了。

　　沈其斌：我非但是这样认为，我的作品也体现了这个。这也是你的这个新作品《弹道》的意义所在。

　　刘广云：接着解释一下《弹道》这个作品，因为要办个展，是只有这一件作品的个展，我想将展览分成两部分，装置部分是要把被击穿的词典的每一页装框子，横向地展示子弹穿过的过程，在展厅的墙上环绕一周 。还有一部分是录像， 拍摄的是我击穿词典的过程，录像这个环节我是这样设置的， 在辞典安置在墙面的环节中，辞典的背面连接了一根电源线，线的另一端连接着灯光，灯光又把本人的影子投射在墙面上，影子的头部和墙面上的辞典重合，开枪射击辞典时，也就是在射击自己影子的头部，击中辞典后，辞典下面的电源线会断开，灯光灭掉，影子消失。画面就是一只手持枪消灭自己影子的过程， 这里边有一个逻辑性。我在做对自己的反思，我在消灭自己影子的同时我也消灭了将我阴影投射出来的那个肇事者－光源，这个录像有独立的名字叫《批评与自我批评》现在看来叫《同归于尽》也行，哈哈哈。

　　沈其斌：有时候批评是给自己称门面、找台阶，其实不真诚也不彻底。

　　刘广云：自我批评有时成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枪击影子这个录像部分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展览还有埋藏在后边的一个环节，在最后的部分我想放一个电视机或一小显示屏，放一段电影的剪辑，可能长度就是几秒钟，反复循环，这段录像是我从苏联老电影《列宁在1918》里边裁下来的一个经典画面，就是有一句台词叫－“瓦西里，赶快去救列宁，布哈林是叛徒。”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应该都知道，电影里有人要谋杀列宁，一个革命党打入了敌人内部，在会议上听到这个消息，他必须赶快去送信，敌人向他开了枪他从窗户跳下去对来救他的瓦西里说了这句话，快去救列宁，布哈林是叛徒。我是这样想的，枪击字典，弹道从今天穿透到我的80年代，辞典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才出版的，实际上80年代的一些观念是在70年代的文革教育下形成的，那种思想的根源是在七十年代，家喻户晓的《列宁在1918》就是在七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里的经典影片，我们的世界观都是在这类文化的教育下形成的，我想让《弹道》延伸到七十年代，击中一段更典型的历史，由于这个场面十分经典，同龄人会马上有种会意在里面，也有点幽默的味道。列宁估计想不到苏联破产的结局，也想不到他的理论体系在今天遭到如今这般的质疑，“快去救列宁”，救他什么，那个时候是救他生命，现在真正危机的是他的思想体系。

　　沈其斌：这一部分挺好的。

　　刘广云：我就做一个解释。

　　沈其斌：这部分可以加进去，有一个延伸。因为你的《弹道》里边不是说仅仅一个私人化的问题。

　　刘广云：这样局面会大一些。

　　沈其斌：用枪来做作品，其实在当代艺术当中蛮多的，中国典型的就是肖鲁，“89艺术大展”。从国外来讲跟枪有关系的最典型的就是梵高，自杀就是枪。枪这个工具和材料语言跟艺术也是紧密地发生着关系的，而你这次用枪你觉得跟他们用枪本质上有什么差别？

　　刘广云：差别还是满大的。梵高用枪与艺术无关，与生存状态有关，肖鲁就是一个事件，与观念都无关，只不过赶上了一个很适合的时机开了这一枪， 像一个事故一样带有偶发性，如果一个人真的哪天从天安门掉下来摔死了，这是一个事故，因为他在天安门上掉下来的就不一样，就可以谈论了。

　　沈其斌：你的开枪是真正内敛的作品语言。

　　刘广云：我想表达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我也可以用别的方式表达，我觉得都不够，后来想到枪就觉得对了，为此，去射击俱乐部练习枪法，结识能为我提供枪支并愿意帮助我的人，又在一个朋友的车间里搭造拍摄的墙面和环境，即便在德国这一切原则上也都是违法的，因为我并没有在射击俱乐部以外持枪射击的资格。现在可好了，玩枪上瘾了。

　　沈其斌：挺好的，聊的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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