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徐子林：以艺术的名义介入社会(2)

来源：作者博客
作者：徐子林
2013-10-29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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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昆明，我走了》

　　从最初的《昆明，我走了》、《金钱&权利》等作品，再到2009年的《雪人》，王军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内在的变化，作品在表象上变得内敛而温和，而实际上，艺术家的承受力却面临难度更高、强度更大的挑战：体验肉体和生理的极限。2009年2月10日，在北京草场地，王军实施了行为作品《雪人》。王军与雪人一起被雪覆盖，而艺术家则用自己的体温将雪慢慢融化……作品看起来既唯美、诗意---却又异常残酷！《雪人》作品对王军而言，有着重要的转型意义。艺术家对社会现实的意见表达，由外在的表达（张扬、对抗）转向内部（身体及内心）的承受，暗示某种“隐忍”，此时的“忍”带有强烈的死磕和决绝的意味，一种随时爆发的内在力量直逼人心。

　　最近的一年多以来，王军变得“没事找事”，又开始对“钱”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于是，王军用极细的铅笔，对着一张具体的“钱”进行惟妙惟肖的“写生”，其作画时的神态像极了一个科学家或者僧人：神圣、庄严、虔诚、严谨……但是，其中的悖论却是，王军此时描绘的“钱”是一个具体的、特定的一张纸币，而不是泛指所有的钱。其意思就是，是这一张纸币，不是其它的被泛化的纸币。而现实中，整个人类对钱的狂热不是一种具体的、特指的狂热，而是一种整体的、泛化的疯狂。这就透出一种哲学悖论：我们如此热爱的钱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物，而仅是被泛化的符号。而王军此时虔诚描绘的一张张具体的“钱”，显然不是我们心中的，那个被泛化成了“魔”的钱。

　　所以，从实物写生的角度看待王军的“钱币写生”，那么这是最普通不过的写生了。是的，我们可以对着风景、瓶瓶罐罐、人体写生，为什么不能对着一张让我们如此狂热的“钱”来写生呢？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必要的。

　　实际上，我更愿意把王军画“钱”的整个行为当成一个整体的作品来看待，显然，这个系列的作品和王军早期的作品《钱&权利》一脉相承，金钱不仅代表了某种权利，同时也诱发了更多的盲从。显然，在一个特权社会，或者不完全市场经济的社会，甚至缺乏最低的、最基本的生存保障的社会，用“钱”来分析这个社会的各种症状是最佳的选择。而王军的几个系列的作品，都是通过“钱”来作为剖析社会现象的接驳口，这是个好的开始，暗示着许多可能性。

　　民国系列小画，这个系列作品用非常朴素的素描形式，回忆、整理了民国期间的部分文献，一些重要的学者、知识分子，以及历史群像……这批作品尺寸很小，和早期的老照片相仿。这样的题材看似和当下的现实并没有直接的关联，那么，它们如何能构成当代性？实际上，这系列作品的产生有一个前提，即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待社会制度的沿革，社会制度有可能在某个局部或层面，会面临倒退。而从民主、宪政的历史沿革上看中国，恰恰如此。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王军民国系列的作品，就有了现实意义：

　　其一是追忆，通常人只有在身处不幸时，才会对过去曾经的美好反复回忆，而我们此时恰是如此。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大多数国家普遍性的选择了民主、普世的价值系统，而中国却和人性的健康发展相违背，这不由得让人们开始回忆中国历史上短暂的，具有民主宪政雏形的----民国时代；

　　其二是仪式感，我可以想象王军在描绘这些尺寸颇小的作品时的专注，而这全神贯注则转换成对他时代（民国）的尊重和想往。在我们的生活中，能转化为并具有仪式感的事物并不常见，它关乎理想和信念，唯有具有类宗教的精神所依才能产生神圣感和仪式感；

　　其三是历史感，有人提出这系列作品没有通过个人化的方法“转换”成艺术，没有直面当下。显然，这样的理解太过片面。面对这样一段有价值的民国史，我们并不需要为了显得“很艺术”而去刻意“转换”，在当下的中国，能干净地面对真实的历史，已经非常艺术了。

　　其四是史料的复读，在这些小画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王军不是在描绘一个历史人物或者一个历史事件，而是描绘（写生）了一幅历史照片。这一点尤为重要，它体现的是对史料的尊重。因为我们并不希望为了一个理想而去想当然地美化另一个事实。众所周知，我们活在一个缺乏历史感的社会中，我们能接触到的“历史”是被刻意修饰过的，成为某种旨意的伪造历史。而此时，我们需要并渴望真实的历史。所以在当下，忠实于真实史料的复读，本身也具有了显著的当代性和针对性。

　　在时下的中国，当代艺术不再是为了震撼这个时代，更多的----是为了感动。是的，我们已经许久没有被真诚感动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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