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夏志华：谁决定艺术的失败(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2014-06-17 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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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陈述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但是人类或者艺术为此已经付出的代价确实十分可观。艺术伦理保证艺术自因不被他因左右，如果扩大其外延，艺术伦理精神、艺术伦理责任，这些外延就让艺术的自因性本质更加清晰起来。

　　无论原始艺术、古典艺术，还是当代艺术，与人与社会与人类的关系都十分密切。它作用于人的是它的创造性精神、鲜明的主题思想以及价值观念，这些在艺术伦理精神的统一下可以称为“艺术整体价值”，但是要保证艺术的总体价值对于人类是正确的正义的，艺术的创造性精神、鲜明的主题思想以及价值观念必须受到伦理检验，也就是说艺术必须承担起伦理责任。因此，对艺术提出的要求则是，艺术与人类的关系，不仅是价值关系，而且是伦理关系。

　　艺术与人类的伦理关系有它的基础，因为人是有理性的，人的需要必须起于理性止于理性。尼各马可伦理学区分生命物与无生命物时说人是理性的，人与他物的根本区别或者特别性在于人的活动是实践的生命的活动。人的活动乃在于他的灵魂的合乎逻各斯（可以理解为理性）的活动与实践。具有生命实践意义的人的目的，就是幸福，生命实践必须是合目的性的，目的必须是最终的完善状态。人的目的即幸福，但不能忽视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实践幸福方式，幸福是获得的而不是以自然的方式达到的。生命物的活动的目的是自然地实现的；人的活动的目的的实现则要借助人的理性的运用，因而是实践的、非自然的。生命之德生生不息，除非腐败的生命，每种生命都积极地实现它的活动，成为它之所“是”，理性虽不那么具体，但是是生命实践活动的原则。艺术创作作为生命实践活动的一种，它生产的艺术作品同时要作用于生命的实践活动，当然应该是理性的，当然要符合生命实践伦理。

　　后来的伦理学对此增加了一些评判标准，一切有利于人的成长和幸福以及社会生活的保存和发展的自由创造行为，都是善。但是，当代社会的幸福几乎回到自然达到状态，当代性幸福指标越具体，对善贬损就越严重。绝大多数既得幸福者肯定不会赞成如此解剖，我们也可以姑且承认人追求幸福仍然是通过生活实践而实现的，但这个实现过程已经抛弃了理性原则而低于善的伦理境界。

　　周辅成先生在向几乎失去理性的时代传输尼各马可伦理观时认为，尼各马可伦理观具有明确的中庸原则，并特别采用了中国一些古典词汇如生生之德、中道、中庸、智性之德来强调它的理性主义精神，并突出地从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引申出如下观点：面向一个高远的目的，坚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去接近它，恰如其分地取得它，这基本上是《中庸》的原核礼义。

　　斯宾诺莎说，德性就是人的力量的自身。如果用艺术这种形式表达力量，如何保证艺术力量的正义性，依靠艺术家的德性显然不够。就像在讨论知识的人类伦理性一样，知识一般难以承受道德的约束，肯定也不能受到知识份子的德性的约束，以致有人误以为知识不具备伦理性质，并借此过度使用知识，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

　　尼采是一个观念型知识生产者。尼采认为生命意志即权力意志，人的生存方式就是宰制实在、役使实在的本能活动，认识、知识、真理是权力意志的产物，知识、理性、精神、感官都是权力意志的工具与附属。有了如此定位，尼采进一步强调，权力意志的满足就是最大的快乐和幸福，就是最高的善。而对善的定位，则认为强就是善，弱就是恶，只有使强者战胜弱者，才能增强权力意志，才能隐恶扬善。

　　尼采的知识经历社会实践后，许多知识分子义愤地说，第三帝国歪曲了尼采的哲学。义愤没有触及的一个事实则是，观念能够被歪曲和知识能被利用的原因则是知识的伦理缺失。一些灰度极高的知识衍生出蛋质观念，把蛋质观念放到如一个篮子一样的社会中，高灰度蛋往往经不起碰撞，哪怕是轻微的震动。伦理缺失的蛋质观念易碎，不是说它容易被识别，而是在于极容易被利用。虽然前面已经进行过局部排除，但由此还是带来了许多疑惑：知识具不具备伦理性，是不是知识都可以被歪曲？

　　英国因文学而伟大，法国因艺术而繁荣，美国因明主而文明，日本因科学而兴盛，德国是因哲学而强大的国家。二战时期德国并不缺少哲学，但德国的知识份子提供的知识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灾难。哲学之邦知识份子的“知识”一是提供了观念，二是提供了科学技术，很难说德国知识份子的知识没有观念就能生产出屠炭生灵的武器，也就是说二战德国使用的武器其实不完全是技术的化身，而是观念的化身。知识制造了人类许多灰暗的纪念日，因此使得道德和伦理的区别十分鲜明，而且二者不能并列使用。伦理重在整体法则，趋向正义，而道德则偏重人的心灵与精神，侧重主观，虽然如斯宾诺莎所说德性就是人的力量的自身，但德性并不能赋予主观与正义相匹配的理性力量，因此，人的行为准则必须在伦理法则上建立起来，人的德性也须接受伦理检验。作为不同于一般人的艺术家、知识分子，生产知识的过程当然得接受伦理约束，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生产的理念当然也得依法伦理，而不能等知识产生恶劣后果而后再以反省来承担已经不可承担的责任。

　　一些知识事件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也已经成为历史让人铭记，但目前的艺术家显然和二战时期的德国、日本、意大利以及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的知识份子一样，很难保证他们生产的知识不会制造新的知识事件，因此，无论在什么时代，只要是生产理念的知识，就得接受伦理的检验。

　　当代艺术家生产的作品虽然不如以前对社会的影响力那么大，既然生产观念，肯定也会影响人和社会，肯定会对人和社会的价值观或价值取向产生作用，那么，生产观念的艺术作品就得如同知识一样接受伦理的检验。艺术必须接受伦理检验的理由还在于，如果将二战知识和当代艺术作个比较，当代艺术惟新是鹜的强大破坏力，以及惟金是牟的观念对日常生活的颠覆性影响，其破坏力并不亚于二战知识，其影响甚至更深远，我们甚至无法预判它会在什么时候或者是已经改变了什么，而令人最为担心的是人类的方向。

　　而事实却是这样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认为，当知识分子在为其他人设定社会准则时，他们甚至不应当受到社会准则的约束。知识分子经常享受豁免权，因其知识犯下明显的错误，知识分子连名声方面的些许损失也不必承受。埃里克·霍弗说，知识分子的一个让人惊讶的特权，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而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声誉。斯大林扼杀公民的全面自由，那些传播斯大林观念的知识分子在后来的年代里并没有受到谴责。那些崇拜歌颂斯大林的艺术家仍然在后来的时代里光明正大地对后来的领袖人物大加颂扬，对种类话题大放厥词，甚至严肃地帮助一个政党对另一位领袖的民主观念大势批判，极力挖掘其行政法则之于人类的不利因素。萨特游历德国后说法国与希特勒的德国区别不大，尼采的知识让俾斯麦理念作为德国传统发扬光大，其观念哺育了希特勒甚至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更有艺术家让希特勒、黑索里尼、东条英机的的感召力超越了国界，但他们仍然保有令人尊敬的哲学家和艺术家称号。

　　社会现象虽然如此，但显然需要所有的知识分子及其知识包括艺术承担起伦理责任，可是，当代艺术作为自由的化身，反对强加给它的任何东西，比任何东西都要重的责任当然更加遭到反对。安德烈亚斯·哈伊森说，后现代艺术的标志是传统与创新之间、保守与进步之间、大众文化与严肃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经过当代艺术对后现代的处理、应用与发展，后者比前者更具优越地位在于，后者带领艺术界向一种极度的感性剌激回归，以至出现如德国当代艺术家理论家克劳斯·霍内夫所说的那种现象，“艺术家”们变成了干劲十足的“画家”，完全被一种无法摆脱的作画欲望支配着。支持前卫的感性剌激的意大利艺术家保罗·门茨组织了一次“米尔海姆的自由”展览，克劳斯·霍内夫说，“米尔海姆的自由”展览没有引起艺术家对当代艺术的任何一般性规则予以丝毫的重视，唯一的纲领就是宣称没有纲领。“米尔海姆的自由”就像一个浪峰推起一次经久的浪潮，吞没了所有约束艺术的东西，理性与感性、责任与价值对于艺术的意义完全由自由决断。艺术与自由之间的首要冲突就是伦理责任。自由化身的当代艺术，比二战时期不负责任的知识表得更加彻底的是厌恶所有责任，而惟一理由就是自由。即使摧毁了有价值的东西，自由的艺术甚至厌恶他人对被摧毁的东西的感伤、惋惜、留念、追忆、批评，艺术的自由成为不容侵犯的权利，因而要求艺术要有伦理责任，几乎是一件不正常的事。

　　艺术由此失去正义标准吗？当然！不仅如此，后来的一些因素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严重，正义也变得不那么可靠了。知识、艺术的正义标准本来就不能建立在权威性上，也不能建立在对知识与艺术的信仰上，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正义性具有相对性，具有时代性。大家都知道，通过文学、艺术、知识生产思想，终端产品是理念的人，是知识分子。如果艺术家拥有比科学家的智力高得多的智慧，而又确认这种智慧来自于自因力量，就可以对其理念产生的不良影响甚至恶毒的社会后果不负责任，这显然缺乏正义性，也让人觉得这类艺术家的智慧本身就缺乏伦理性。

　　如果智慧因其源于自因而且是智力中的最高形式而不可约束，这样的智慧显然因丧失伦理性而不是智慧，至少是不完整的智慧，其不完整性在于这种智慧并不能负有应当负有的伦理责任。能算得上智慧的，应该是在智慧的作用下能保证让知识与观念既是有力的、有效的、正义的、也是符合伦理的。艺术不是简单的知识产品，艺术是智慧产品，它如果是有利的、有力的、有效的同时也是正义的，它必须是伦理支持的。简单地用知识和伪知识、价值和伪价值来辨别艺术品质，其实无法确认艺术对人类是否真有价值。人类发展如果能摆脱人的主观驾驭，那么，人类发展的效果倒是可以反过来检验生产观念的知识当然包括艺术作品是否具有伦理意义，伦理，就成了决定艺术作品不至沦为伪艺术的决定性因素。

　　对艺术真伪价值的区分肯定十分困难，人类理性思维一出现就在思考真伪问题，或许是因为需要对真伪加以区别才诞生了理性思维。对真伪的区分是通过捡验其善恶效果开始，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花费大量论据试图说明快乐是不是善，或者说快乐至少不是最高的善时，却受困于双重性因素。快乐一是个人的，二是整体的，虽然亚里士多德此前就说善的是有利于人类正确发展的，但作为个体的艺术家往往可以兼济整体，而无法预判未来，因而使其作品只能在艺术的某一个价值上得到满足。先锋艺术解决了社会发展缺乏活力缺乏创造性的问题，马尔库塞的知识解决了人的批判性精神缺失的问题，但不能保障人的批判精神复苏就能让人类正确发展。立体主义艺术、抽象艺术和失形艺术解决了艺术发展受制于具象的问题，但并不能保障艺术生产的观念都是善的。即使理性的蒙德里安极力调和主观与客观在艺术中的冲突，但他的创作实践仍然受到美感表现的困扰，同样不能保障艺术生产的理念是善的。受早前艺术理念的影响，而后来出现的文本主义艺术、文化生产派艺术、后殖民艺术、虚拟主义艺术，因其大面积、成体系地伦理流失，这些流派基本上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一系列恶果，它们给人类带来的污染与负担，需要花费多大力量、需要多长的除垢阶段才能清除完呢，现在还无法预测。西方艺术理论有一观点在对艺术的担忧中表现出来：失去伦理责任的一代艺术，对人类方向的改变已经不可逆转。

　　如此惊悚的担忧令人意外地遭遇到一个不易察觉的问题，理性何时被打上了时间烙印，理性何时出现形态区别。最明显的痕迹可能表现在二战后伦理隐形、道德底线位移之后，那么，古典理性和现代理性对于一些即将描述的现象还是否适宜呢？达维特《阻止战争的萨宾妇女》把一个故事通过色、线、形完全隐入画中，人看到的不再是故事的主题，而是作品的观点。欣赏达维特的《阻止战争的萨宾妇女》时，我们随便让一幅现代主义绘画作品陪伴在一旁，令人感到距离的不是创造性、不是思想性、不是价值的异同，当刚看完《阻止战争的萨宾妇女》，再来看蒙德里安的《树》，达利的《捕金枪鱼》，前者因为达维特几乎放弃了故事的主题、放弃了定位，而让我们不置可否之后，从故事返回现实，这幅作品的理性力量让人的思维在当代意识的急流中找到泊靠点，但是，后者因为我们知晓蒙德里安对理性的尊崇，理解达利终生的斗争是反对自然、拥护艺术，反倒是这两幅画的浪漫主义意味让理性忘却了人类，进而让人觉得“对于纯艺术来说，主题绝不可能是一种附加的意义，主题就是‘必须使内在生命的整个感性和理性的记忆存储器发挥作用’的线条、色彩，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出自蒙德里安的论述，是在解释达维特的作品，而不能证明蒙德里安、达利就是按照这一理性原则在创作，再而让人诧异并深切感受到理性确实存在双重性。理性双重性的危险在于它在艺术作品引发的思考中不再发生具体准确的作用，反而成为各种推诿与辩解的理由，或者它仅仅只能指向道德，而无法推向伦理。

　　艺术作品表现出理性形态区分，或可导致出现伦理占领、道德占领、价值占领等等现象。理性沦为附属仅仅只作用于思维、增强思维的力量，而不再对理念产生作用，其服务性质将使思考失去可依靠性。理性的伦理构成与理性的道德构成，因伦理与道德的区别而使理性产生区别。但是，总爱利用一切的人总是不能在胜利面前却步，总是会走向更大胜利，甚至走向胜利的反面，同样不可能在古典理性与现代理性这样的概说面前却步，依然会导致因为伦理缺失与否这样的因素而使理性出现多重性甚至覆灭。

　　比如现代理性促成一幅艺术作品产生价值，如果因为伦理问题创作无法摆脱社会虚拟势力，艺术作品的价值也将被虚拟。现代理性显然不敌社会虚拟势力，或者它本身就是社会虚拟势力的构成部分，而仅能使艺术作品只适应市场适应经济价值标准，不再可能满足艺术的伦理精神----因为，受现代理性支配的艺术作品，其经济价值甚至价值行为是否是正当的也是无法保证的。无法保证或可使艺术作品的第一可能就是展现一个错误的理念，如果有精彩的智力表现出精湛的技术（知识力量），这个错误就会精美得如真理而无法被识破，即使最终可能被识破，也得花费不少时间，花费的时间可能以世纪为单位。那就如同托马斯·索维尔对《资本论》分析的一样，《资本论》所呈现的错误观念就是：“劳动”（即对原材料的物理处理）和生产工具，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如果这一观点为真，那么拥有众多劳动力和很少技术或很少创业活动的国家，将会比拥有很少劳动力和很多技术或创业活动的国家更为繁荣。但是显而易见，实际上事实却截然相反。出于道德构成的现代理性，或许因为缺乏具有伦理意义的知识，但在创造这些知识时因其高超的智力技艺而使错误理念在知识领域成其为有价值的，这类观念就会让一个时代处于知识的高地，同时又陷入道德的低谷。一幅艺术作品以其理念作用于社会，如同一本《资本论》以其理念作用于人类一样。

　　谈论上面问题，和即将展开下面的话题，都不要忘了达维特的《阻止战争的萨宾妇女》和达利的《捕金枪鱼》，两幅作品之间并不存在时间海洋。对于古往今来的所有艺术家而言，创作就是劳动，就是对绘画材料的处理，财富可以比作艺术创作创造的理念，将这些条件注入资本主义文化精神，并接受资本主义伦理约束，仅仅拥有创作和绘画材料，哪怕带有相当的创造性（创业活动可体现出来），也不一定能生产有利于人类正当发展的理念。本杰明·富兰克林说，信誉就是金钱；精明的掌钱人是他人钱包的主宰者。这两句格言在资本主义伦理范畴是怎样的统一起来姑且不论，只要能识别讲究信誉的目的为的是更多的金钱，哪怕其算计具有正当性，就能判断资本主义诚信肯定会大打折扣。马克斯·韦伯将此归结为富兰克林的所有道德态度都被染上了功利主义色彩。诚实之所在有用，那是因为它可以保证信誉，拥在如此信誉也可以称为美德。不过富兰克林说，这一美德和其它美德一样，只是当它们对人有用的时候才被视为美德，如果仅仅使用美德的外壳就能达到预期的目标，那么它就已经足够了，资本主义精神提倡对美德也应保持节约。如果对美德的使用需要符合资本主义精神，对美德的节约到了吝啬的程度，对于一个即使再严肃的功利主义者，他也只能从整个社会行为中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对于一个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人，严谨的功利主义原则不会让他为社会付出比需要多一点点的美德。美德被当作个人的财产，一个人什么时候使用美德，是否使用，这要看个人的意愿，而个人意愿得看是否能够获得利益，这，都是资本主义精神允许的。这个结论给社会带来的是难以预期的后果，这在艺术上已经有了较为普遍的体现，现代主义艺术作品不再愿意付出更多一点的美德，到了当代艺术这里，它们一般会把承担伦理责任当作是艺术的额外负担。

　　艺术界的现状、知识界的现状、资本主义现状和具有改革标识的社会的现状一样，之所以一样，是因为艺术和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观念同属知识，它们从不为社会后果承但什么责任。一个使用哲学知识或受艺术观念鼓动而更加疯狂、发动战争、并屠炭生灵的政治家战败后还得接受谴责、审判、惩罚，但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向战争领袖输出知识的知识分子受到过审判；一个间接使用知识的士兵（比如士兵扣动板机、按下核按钮）也可能受到战俘应得的惩罚，但从没有听说过一个武器科学家受到过审判，他们反倒成为人才被战胜国尊为上宾。二战进行的同时美国与苏联大动脑筋从德国寻找那些制造过大杀伤力武器的科学家，搜寻那些打造德国意识形态的社会学家，美国和苏联的行为当然是不符合道德、伦理的行为，不符合伦理的行为也说明那些知识分子生产的知识也不具备伦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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