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华：谁决定艺术的失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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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在知识（凡是生产观念的都属于知识、艺术也不例外）正当性难以把握的情况下，对知识对艺术实行问责制，问责标准的核心该是什么呢？如果有艺术审判，审判的条律依据什么建立呢？是道德以及道德意义上的正义性吗？二战时期盟国战胜法西斯轴心国，是因为胜利促成了正义，而不是正义促成胜利，可见道德以及正义不能成为问责的核心标准。对于战败国，战败国也指责战胜国有不道德的行为，如果说在特殊时期，特殊行为就是牺牲一切的行为，特殊时期的特殊行为就是同时牺牲美与丑、邪恶与美德，一些特殊知识行为就必将牺牲道德与正义的根本，陷入道德悖论或之所以陷入道德悖论就是因特殊行为伤害了伦理，那么，能够成为问责核心标准的也就只有伦理了。世界上有一种反人类罪也许出于此。 达维特作品中的萨宾与罗马都拥有道德与正义，从《阻止战争的萨宾妇女》中看到的也是道德与道德、正义与正义在伦理层面的对峙，但双方都没有大于伦理的力量来打破伦理支撑的理性。“二战”却打破了《阻止战争的萨宾妇女》这幅画中的许多界线，因此这幅艺术作品对于后来的人类行为的意义，就是终结了对所有正义的讨论与利用，因此，所有的纪念日，除了纪念死者，其它纪念对于人类的启迪都毫无意义。 一幅艺术作品是不可轻易用“阻止”来展示意义的，虽然多数人认为战争需要阻止，当今艺术评论也常爱说某某的一幅作品阻了社会的愚蠢、阻止了某某黑暗，但是，一幅艺术作品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其实也做不到这一点，何况“阻止”也不是保证伦理的最有效方式，因此后人不能轻易地把体悟集中在“阻止”上。如果一幅艺术作品是在强调“阻止”的力量来自伦理，那么这幅作品就显示了一些真理，这些真理里面也包括有关艺术的价值的真理。“罗马”和“萨宾”二者单一一方的正义都能获得理性的理解，在于“萨宾妇女”的美德构成多重伦理关系，说是伦理自觉阻止了一场“决战”，还不如说是伦理关系削弱了战争的正义性理由，并告诫人们正义并不能成为任何行为的理由。因此，这幅艺术作品也因为强调了伦理自觉纠正而拥有价值，而获得永久成功。这一点无论是作为理念，还是仅作为知识，对于人类未来都有显然的启示性。对艺术创作和艺术价值确认的启示则是，创作之中或作品之后，艺术行为和艺术作品都应该具有伦理自觉纠正意识。 尼各马可伦理学认为，有知识有两种意义：有知识且运用之，有知识但未运用。当代社会进入了一个运用成熟期，无论是否有知识，几乎所有人都在积极运用知识。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也是这样做的：人追求的是可实践的善。而作为人追求的目的的事物有些是因自身，有些是因它物而被追求的。这就使艺术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追求简单的善，可是最高的善必定是完全的、自足的善。如果缺少伦理保障，拥有知识的艺术家，因其知识本身就缺少伦理自觉纠正意识，而无法在作品中展示自足的善，这一类的“知识运用”不仅无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还会适得其反，这在于一般艺术家无法区别知识，或者在创作中只能运用智力而无力运用智慧。如果我们给知识下一下伦理意义上的定义，那就是：知识可以实践目的，知识可以实践善，能够实践最高善的，具有伦理自觉纠正意识的知识才是知识。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不同意知识在如何运用中才体现伦理问题这一看法，因为知识存在伦理精神，伦理是保障知识成其为实践善的知识的决定因素。在实用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代，比较重要的是识别知识，知识已经沦为工具这是艺术家都有认识的问题，因而错误地使用知识的原因一是源出社会，更重要的还是出自使用知识的人自身。 人性自由几乎是辨别一个国家是民主还是专制的唯一标准，虽然如斯宾诺莎所说人的德性来自自身，但是如何让人保持德性，却需要比道德更具力量的另一种精神，如果没有比道德更高的精神力量，对人是否能保持德性，你自信也好怀疑也罢都有理由。特里·伊格尔顿说，亚里士多德相信，做人，如同学加泰罗尼亚语和吹风笛，得通过不断训练方可达到完美。艺术家自身也须通过不断训练，才能让他的作品产生伦自觉纠正意识。中国古代的一些观点今人虽感生疏，但其真理性仍然充分。《论语》慨叹唯尧则天，是感叹圣出天则，是指人对于法则的诚实态度，奉天法地则指人获得知识与法度的源头。一个人要能恰如其份的行为，就得如同《中庸》所要求的那样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国古人奉天法古，并不是中国古人缺少推陈出新的创新精神，而是认同比他们早的古人获取法则与知识的方式与源头，如果徒有叛逆精神，反倒会造成违天逆古的文化后果。因而朱熹的准则更加鲜明：学之之博 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知之之实。强调只有在不断的训练中把握了知识的要领与正义，才能知常明变，才能守常笃行，才能真正做到执中明用。尼各马可伦理学说，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只懂得行为适度并不使人聪明，还必须懂得如何为适度以及如何确定适度。这就需要艺术家明备智全，而明智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是灵魂的推理部分的品质，是考虑总体上对于自身是善的和有益的事情的品质，任何疏于整体考虑的知识运用，从知识本身和运用知识的人两个方面考察都会发现，仅从品质来看就会显示缺陷。古希腊与古中国相距甚遥，但是相对于获取知识法则几乎源于一宗，运用知识的态度也同样严谨与诚实。 而在多数情况下，艺术创作者因还没有意识到伦理是善的核心，在追求可实践的善时，往往因为只有智力而无智慧而失去理性。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有一观点较有警示意义，不能自制者的知识是残缺的：他或者像醉汉那样不能运用其知识，或者只运用大前提或小前提。对于艺术家及其创作，小前提就是创造性、思想性与真实性，大前当然就是保证艺术作品对于未来也是有价值的伦理精神。 当代艺术创作因拘泥于小前提而显得残缺不全，或许是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总是爱把追求定在那些可轻易实践的目标上，这首先是对知识的误解与利用，其次是对未来的神秘性的夸大，再则是对当前价值估计过高。能实践最高善的才是知识，能实践最高善的知识生产的理念才是有益于未来的，这已经在许多年前就不是创作者所追求的目标了。艺术未来的神秘莫测如同人类未来的神秘性一样，如果艺术家没有能够实践最高善的知识，他显然无法预测人类的发展方向以及无法预期未来的存在形式。失去伦理保障，艺术就失去前瞻性，当前的社会价值观自然就会占领艺术家的创作，但不能保证其作品是成功的。 有些影响甚大的艺术流派也着眼未来，如同让·克莱尔分析的那样，因投身克洛诺斯而吞噬时间，刻意地剥夺即使先锋艺术也应该拥有的记忆，意大利未来主义、俄罗斯将来主义以及所有先锋派艺术，这些着眼未来的艺术宗旨堂皇，力图让未来拥有完美的许诺，但终因缺乏伦理自觉，所有的审美实践几乎都在进行超越的暴力破坏。 到了目前，人们似乎很难遭遇到名符其实的先锋艺术了，因为每个人身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破坏的了。先锋在挑衅和对抗中形成，在革命和破坏中壮大，其精神在摧毁中爆发，先锋艺术同样在失去对抗体后式微。伊格尔顿说，在这个社会制度里，不再有反抗世俗陈规、放荡不羁的叛乱者或是革命先锋派，因为不再有任何东西可以破坏。兰波、洛特雷阿蒙、毕加索还能对古典的资产阶级粗野无礼，但他们的后代，后现代主义以及失形艺术，就没有他们那么幸运了，连粗野的对象都没有了。因破坏而“成功”的先锋派以及目前的失形艺术正在享受这种不幸的命运。它们因失去对抗体、失去可破坏的事物而遭到幻化，就像一台拆完一座旧桥梁的机器一样停在风雨和尘埃中。 在当代社会，就连一种权威也能赋予某一事物虚拟价值，因而谁也不再相信人类具有绝对意义的标准。往往因为上层建筑的绝对权威和威权知识构建了一套价值体系，就像资本主义伦理与精神下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一样，体系消解了人们对权威的有效质疑。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的创造性、思想性和真实性多少处于体系的控制之下，加上这个大环境缺乏伦理自觉纠正意识，创造性、思想性和真实性反而促成了艺术的失败，而且不存在任何侥幸的可能，破坏性鲜明的先锋艺术和虚拟理性明显的失形艺术就是如此。 在眼下这个时代，如同科学技术一样，把人幻化为数化人，如同制造抽象画一样，把人塑造成抽象的人，抽象的人直接被统计成数据，许多重要场合，哪怕是生命实践场所，只以身份证号码或者是工作证上的数字表达到场、在场或是退场，而社会对生命实践的记帐式肯定（艺术家的创作也是被如此肯定的），用工资卡上的一串数字在银行间无形地转来转去，完全抽象了生命实践的真实意义。因此一个人可以是一个群体的集合体，但绝不是一个独自的人；人可以是不朽的，但绝不是具体的。社会给予人的只能这么多，但艺术给予人的绝不止这么多，因此，人对艺术的需要是需要一种保障，是需要如何正当地、有根据地、幸福地存在。 相信已经消除了“什么决定艺术作品的失败与成功”这一问题的所有模糊性。不过，任何结论都貌似具有排它性，或许缺少理论惯有的当代性恭谦与留白，而让艺术的其他重要元素如创作、主题、价值蒙上了一些阴影，以致与之对应的三大元素创造性、思想性、真实性也因此蒙受贬损，但是，确实只有伦理成为它们的灵魂，创造性、思想性、真实性才能真正获得或是展示意义。对于艺术作品，创造性、思想性与真实性缺一不可，只有伦理赋予三者以正义性，让艺术承提起伦理责任，艺术的创造性、思想性以及真实性对未来才具有正当的意义。如果没有伦理的统一，即使具有正义性，三者也可能参差不齐，一件艺术作品就会像永远装不满的容器，而伦理可以解决一件艺术作品的短板问题，让艺术作品呈现最饱和最正义最具责任的价值，显然，伦理决定艺术的成功。
2014年5月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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