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辛若水：莫以思想期盛世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辛若水
2014-07-17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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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太平的代价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中讲，中国政治的最高目标是太平。其实，这样的观点确实给人那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在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曾意识到这一点，而给外国人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当然，孟德斯鸠是一位非常深刻的观察者，譬如他认为中国古代是专制主义的，而这也奠定了西方对中国古代的基本看法。当然，我们还是讲一讲作为中国政治最高目标的太平。可以说，天下太平的观念，早就深入到了中国人的意识里。人们常讲“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这实际上就有对天下太平的向往。战乱不已，这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春开鬼面花，地走人形兽”，这不仅是诗人的沉痛，更是陷入乱离的生灵的悲哀。在中国人，所渴望的是一种安定的生活，而只有天下太平才能够保证这一点。当然，我们都有那种盛世的情结。对于尧舜禹汤，我们更多是一种想象；但在这想象中，却也有真实的渴望。对于那些著名的盛世，史家总是大书特书，譬如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开皇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无论这些盛世，是提倡节俭也好，拥有宏伟的气象也罢，哪怕不过是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但是，有一点却是最基本的，即天下太平。虽然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但是，盛世老百姓所受的苦楚，总要比乱世少一些。也可以说，做稳了奴隶的总要比做奴隶而不可得，要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当然，老百姓并不是天下太平最大的受益者；统治阶级的受益要比老百姓大得多。但是，在天下太平的时候，老百姓的利益不会受到太大的侵害；也就是说，老百姓的利益虽然受到侵害，但是，这种生活还是可以忍受的。也许，中国古代的老百姓，在忍受痛苦、剥削、压迫的耐力上，是最好的吧；这实在应该感谢儒家那温柔敦厚的诗教。但是，即便如此，习惯了做顺民的人们，依然会被逼上梁山。当然，现在的人们好像已经不喜欢造反哲学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所谓的反抗有着推动历史进步的意义。中国政治的最高目标，确实是太平；但是，这太平，同样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当然，我们这里讲的太平的代价，并不是说为了赢得太平的局面，牺牲了很多人。虽然这种牺牲确实存在，并且非常巨大，但是，这主要是因为战乱。赢得一个比较长久的太平局面，确实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甚至可以这样说，太平的局面是无数人的流血牺牲换来的。在这里，当然也小小的悲剧，譬如“太平本由将军致，将军不得见太平”。但是，这样的悲剧，较之太平本身的代价还是比较渺小的。我要关注的恰恰是太平本身的代价。太平本身的代价，并不是为赢得太平而付出的代价；而是在天下太平的情况下，人们所付出的代价。孟德斯鸠讲中国政治的最高目标是太平，这并不见得是表扬；因为他对中国社会有一个基本判断，即那是专制主义的社会。也可以说，作为古代中国政治最高目标的太平，恰恰建立在专制主义的基础之上。而专制主义，在古代中国社会的表现，那就是一级压一级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既是外在的束缚，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帝王都被束缚在了里面，而丝毫动弹不得；另一方面，等级制度也深入到人们的观念中，作为官方哲学的儒家思想实际上就扮演着维护等级制度，软化人们反抗意识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等级制度在乱世，是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的，所以才有所谓的“英雄何妨一身草莽”；但是，一旦天下太平，被破坏的等级制度又牢牢地束缚在了人们身上。当然，在太平盛世，人们的反抗意识也被削弱了；大家所忙活的不过是歌功颂德。而这歌功颂德，也更助长了专制主义的威风。于是，所面临的局面也只有“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当然，在老百姓，作“臣”的资格都没有，而不过一介草民罢了。所以，太平本身的代价，是巨大的；但是，这种巨大，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因为在表面上依然是歌舞升平。也只有先知先觉，才能够洞察到这一点；但是，歌舞升平中的人们谁又理会这如同乌鸦般不祥的叫声呢？太平本身的代价有多大，往往要有下一个乱世来说明。

　　（二）平庸的盛世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既然是盛世， 又怎么会平庸呢？既然平庸，又怎么能够称之为盛世呢？其实，这并不矛盾。我们讲平庸的盛世，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就大的历史来说，盛世因为天下太平，反倒无事可记；而在乱世中，历史却呈现了波澜壮阔的一面。波澜壮阔的历史，往往能够激发我们的壮志豪情；可若无事可记呢，我们就会觉得索然寡味。当然，我们讲平庸的盛世，并不只是因为无事可记；而主要因为在盛世，思想非常得平庸。我们都知道，思想的百家争鸣，往往出现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因为礼崩乐坏，社会处于动乱的状态，所以各家各派的思想都涌现出来，要积极地救世。同时，社会的动乱也造就了统治者对思想文化控制的松懈；所以，思想文化反倒有了比较自由的空间。但是，一旦进入盛世，情形就不一样了。一方面社会结束了动乱，天下太平，所以，各家各派的思想也就失去了争鸣的热情；积极救世的传统，也就为“著书都为稻粱谋”所取代；另一方面，在盛世统治者就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来加强思想文化的控制。可以说，盛世在思想上的平庸，是由知识分子的惰性与统治者对文化的控制共同造成的。人们常讲：“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实际上，在思想界，同样有这样的情形。国家不幸之时，思想上百家争鸣，结出了累累硕果；当国家进入太平盛世，思想上则是万马齐喑，纵然有生气，也只是在故纸堆里讨生活。那么，能不能改变盛世在思想上的平庸呢？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这很难。但是，我们总可以想一些法子。一方面让知识分子克服自身的惰性，另一方面造就百家争鸣的环境。当然，对于造就百家争鸣的环境，我们可以失掉信心，因为这不过是乞求；但是，知识分子本身的惰性总是要克服的。我们先看一下知识分子的惰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知识分子往往容易守旧，不思进取。可以说，孔子的守旧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毒害太深了，总是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谁也不曾亲历过的古代，而这难免不识时务，要拉历史的倒车的。不过，因为思想守旧，所以很方便维护现存的秩序，所以统治者总是一例地维护孔子，将其尊为至圣先师。从某种意义上讲，守旧思想就是最大的惰性。而要克服这种惰性，那也只有更新观念，看到历史的进步；也就是说，要做识时务的俊杰。守旧思想，最大的可笑，就在于它的刻舟求剑；倒是法家思想，能够看到历史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另外一种惰性，就是没有独立的人格，总是去依附权势者；也没有自由的思想，总是在我注六经的泥淖中爬行。让知识分子拥有独立的人格，确实非常难；依附别人的人，能够有多大的独立性呢？再则，拥有独立的人格总不免付出极大的代价。一方面为权势者所漠视或者打击，以致自身连衣食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另一方面拥有独立的人格，也会为同类所嫉妒。恐怕少有权势者喜欢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而真正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并不愿意迎合权势者；相反，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反抗权势者的，哪怕这种反抗是柔性的。我们自然希望知识分子能够克服自身的惰性，让盛世的思想不再平庸。但是，这种主观愿望很难改变现实的情形。因为在太平盛世，人们已经不再看重思想本身了；人们都在为衣食而劳碌奔波，至于所谓的思想，爪哇岛都呆不住了，要跑太空里去了。思想改变历史，这只有在乱世做得到；可是，即便如此，这思想也要为权力所武装。思想者总是寂寞的，尤其在盛世。盛世虽然在思想上整体平庸，但是，出现一个例外，那就能够改写历史本身。思想，虽然在人们的头脑里运行，但是，它同样不能脱离自己的时代。我想，把思想看做时代的产物也并不错。但是，并不是平庸的时代，造就平庸的思想。平庸的时代，在思想上可能并不平庸；盛世在思想上的平庸，不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么？盛世在思想上平庸，并不意味着在文化艺术上平庸。在盛唐时代，有伟大的唐诗；而在康乾盛世，也诞生了作为中国古典文化高峰的《红楼梦》。所以，平庸的盛世并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是平庸的；相反，它还有着盛世之为盛世的气魄。

　　（三）所谓“戮心”

　　记得有人写文章，题目就叫做“戮心的盛世”。不过，我觉得，这题目太过激烈了些。所以，我自己写的时候，就改做“莫以思想期盛世”了。也就是说，不要在盛世期望一个思想上百家争鸣的局面。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其实，理由很简单，盛世是戮心的。在上一节，我重点强调的是克服知识分子的惰性。而在这一节，就重点看一下思想文化的生态环境了。而所谓的“戮心”，恰恰说明了盛世思想文化的生态环境，实在不怎么妙。可以说，“戮心”，不只是专制主义的特色，简直把专制主义发挥到了极致，要在人的心灵里大开杀戒了。当然，“戮心”的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至于普通的老百姓，只要安心当顺民，飞来横祸的机会并不是很大，但也不是没有。我在想，为什么专制的统治者，把“戮心”的对象，定位为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的窝囊、熊气、不中用，可谓是有目共睹；把知识分子治得服服帖帖，能够算做治者的伟绩吗？问题并不烦难，知识分子虽然没用，但毕竟念了几句子曰诗云，并且时时地卖弄一下，以证明自己实在博学得紧。更何况，知识分子对于现实，往往不怎么满意，所以总想抬出古圣先贤的泥偶木胚，来讲现在如何不好。那怎样才能好呢？只要回到谁也不曾亲历的古代去，那就是大同世界了。可以说，这就是典型的以古非今。如果在动乱的情况下，专制者忙着争皇帝那把椅子，以古非今的儒生还能够苟全性命。然而，一旦处于大一统的背景下，天下太平了，那再这样以古非今，就要触犯忌讳了。所谓的“焚书坑儒”，固然有钳制文化，推行专制的一面；但是，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当然，这“焚书坑儒”是够不上“戮心”的格的。把书烧了，把儒生杀了，这虽然残酷一些，但是，何尝触动儒生们的内在世界呢？儒生们就是被杀的时候，恐怕还认为自己代表真理的。其实，真正的“戮心”，出现在封建社会的后期，即明清时代。明代的朱元璋就很不满意知识分子的乱说乱动，于是便有特务制度；就是圣人的很多话，只要触犯了皇权，他同样大动肝火。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现在认为这样的说法很有民本或者民主的思想；但是，在朱元璋的意识里，却觉得这样的话，实在太过危险。历来都是尊君卑臣，那草民又算什么呢？只有君或者说皇帝才是最为尊贵的。所以，朱元璋一方面让人篡改孟子的思想，另一方面要把孟子从圣人的地位上拉下来。明代虽然开始了“戮心”的历程，但是，并没有给人留下太坏的印象。我想，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则是明朝是汉族的政权，大家在情感上比较亲切些；二则明朝少有雄才伟略的君主，所以后来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并不是很严；更何况，随着商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人们的思想还是比较自由的。但是，到了清代就不一样了，落后的少数民族总是更容易推行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一方面有了臭名昭著的文字狱，譬如明史案、《南山集》案等等；另一方面也有了以编修《四库全书》为名义的篡改、毁灭文化。可以说，满清在推行文化专制上，是软硬兼施的；文字狱是硬的一面，就是打掉知识分子的反抗精神；而修《四库全书》则是软的一面，即以保存文化的名义来拉拢知识分子。章炳麟先生讲，修《四库全书》之祸，是远甚于焚书的。其实，知识分子经过这一打一拉，也就变得服帖多了，可以做驯服的工具了。所谓“戮心”，最首要的就是杀戮反抗之心。没有了反抗之心，那是非之心、羞恶之心等等，都会相继倒在血泊之中。可以说，没有盛世会鼓励人们的反抗精神；相反，它倒是希望大家都做顺民的。民众成为顺民，而知识分子呢，成为了驯服的工具；如此以来，也便造就了天下太平、无事可记的盛世。然而，这样好吗？不仅不好，而且是尸居余气啊。就像康乾盛世，不过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而那个时代的人们，已经认识到那是“末世”了。“凡鸟偏从末世来”，这是极其不幸的；而当人们在“吸引暮气，与梦为邻”的境遇中觉悟的时候，早就落后于世界的潮流了。我们也在假想，如果没有康乾盛世的“戮心”，中国在近代的落伍能不能避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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