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湖北诗群的创作向度：地域性与现代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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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他们（野梵和许晓青）的诗就是现代性的；一开始，就是高点；一开始，就问鼎苍穹，力求彻底，追逼无限。此二兄弟，我一直敬重，原因：他们写出了翘楚的（牛逼的）诗作。他们的诗作不拘泥地域性，即在湖北，乃至全国，仍然是出类拔萃的。许晓青虽有消沉，但“武功”依然，仍具很大核能和“杀伤力”。他们绝顶聪明，且早慧，好玄思，近巫。他们既是诗人，又是自己的诗学理论家，对诗的空白与节奏，音韵与内旋的、义的近与远的把控与处理非常到位，且细腻深刻。所以，他们很“骄傲”，一直在故乡“骄傲”。且写诗办刊一直业余，没有政府津贴；写诗不是他们的专业，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粮食部门内退。这里随便举一首许晓青的业余创作吧，如《挽歌》。
我该重新开始抑或就此离去
烟熏火燎的岁月将近，除夕的晚宴将尽
当白羊星悬置在子夜隆起的眉骨
苏格兰的蜘蛛第七次织网
籽粒在岸边的屋舍中安然熟睡 这是一首写给自己的绝辞。我当初只看了此几句：“傍晚的钟声把我推上向日葵的叶尖/我在叶尖上不能动弹保持火焰的形状/散落的籽粒又回到了它最初的口袋/以同样的方式被一轮马车运往河边的小屋”，就感到他的“杀伤力”，惊诧于他的诗才。他的这首诗的节奏与诗眼一直停在“我该重新开始抑或就此离去”，很颓废。一直愁肠百结而彷徨不前，却又“三十三只鸿爪复写”已足够，不如归去，最终“关上大门，走向那扇临水高悬的木窗”。这是一个颓废的诗人，他的全部才华来自一种绝望的激情。他的绝望不是对生命对生活的否定，而是对生命对生活的一种肯定。想想如果一个人要追求的生活不能实现，或生活质量正在下降、掺假或走向荒诞，他能不绝望吗？当然，我们不知他遭遇了什么，为何如此。请看的另一首短诗《守灵》，也很棒。
在眼皮的账房中为时间守灵
平放在床上的躯体
开始在床上 结束在床上
穿过群山的一阵尖利的耳鸣
临终形象每天彩排一次
正在越来越黑的时辰 正在 很精致。他具有奥地利诗人特拉克尔那种才情，和死亡的激情，颓废，不作为。野梵的诗作也一样，也很精致。这里就不举例了。总之，公安县的诗人们普遍拥有一种语言情结，拥有一种追求完美、追求语言精致的冲动。一个个心高气傲，很“狂”（狂愤）很“骄傲”，甚至“目空一切”。再牛的诗人也“踹”也敢踢踏。野梵就直称他的刊物《湍流》是“后语言主义诗学基地”。侍才傲“物”。因此，成也斯也负也斯也；因此，“漫长的后熟期”，且很难“含芳吐华”。但他们批判，他们说“不”，很是难能可贵，所以，我一直很尊重。 夏宏：近年来，对于生活在湖北的诗人而言，一种可称之为精神的也可称之为文化的资源日益显现，那就是禅宗。张远伦提到湖北诗人的通灵与楚地巫文化有关，我还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不少湖北诗人与禅宗有缘，其诗作语言灵慧，其情怀慈悲。“象形”同人中的川上、沉河、然也，还有柳宗宣、黄斌，他们不乏禅宗题材的诗作，像柳宗宣的《读〈虚云和尚自述年谱〉》、川上的《身体内的舍利》、黄斌的《草庵钟》。并且，各自将其体悟自然地流露于非此题材的诗作中，像然也的诗作《鸟蛋》，结尾堪称顿悟。 张远伦：津渡的诗歌《山隅集》也出现过千湖之省的众多地理特征，无论是水鸟还是水边植物，都有细腻的描写，诗歌也精微之中蕴含生气，他的视角也多朝向小物象，并赋予其大水的隐藏背景。我想小事物和大背景之间不仅仅是一种依存关系，还是一种对比关系。恰如此，津渡的诗歌才有小而不渺，轻而不飘的底子。极致之大中逸出众多极致之小，鸟类和昆虫类，在浩瀚的大湖边，有着穿刺一般的视觉力量，在诗人的精神故乡里潜行。 荣光启：在湖北省作协编选“草根诗人”诗集的过程中，我读到潜江诗人杨汉年的诗，他的作品是地域性的，也是有现代性的。 他在《货运码头》中写道：“时光为我这样穷困的年轻人建了一座货运码头/在睡梦中堆积着黄沙，石子和水泥/得使出吃奶的力气才能搬上马车//在一个马鞭抽裂云层的风雨之夜……”透露出他生活中的艰辛与无奈，在一点点生活的间隙，在那些“马鞭抽裂云层的风雨之夜”，他能将人生诸多感受形象化于诗写笔端。说他是“农民”是没错的，他是在时光的间隙里艰辛劳作的诗歌农民。《一本儿童读物》：“说内心话，我从来没读完过/唐朝那些著名的诗/三百首，是个天文数字/要是每熟记一首/奖励一块钱/……/现在，它放在我从不上锁的抽屉里/每天用来夹放货款，收据和账单/繁琐的磨损/我的头发越来越少/这本由远方出版社出版的儿童读物/也难逃厄运，同样快要掉光羽毛”。这是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他在有限的时间里，学习将“话，书写，吟咏/植入感知的某个器官”。请你注意，当他说到诗歌时，他用的词是“汉语诗人”。他是一个对诗歌写作、汉语诗歌相当自觉的人。以诗歌来处理这些日常生活之“杂”，并且在写作中获得了一种重新进入生活、获得他所在的社会阶层关于生命的激情、关于日常生活的诗意。在他的诗歌《喷泉》中， 一个啤酒瓶盖，都能让他如此之乐，“岁月偷走/那些赞美诗一样璀璨的星光”，这些星光正在诗歌写作的天空中再次呈现。 杨汉年的“草根”之处不在于他的杂货店老板身份，而是在生活的内部踏踏实实、默默无闻地以诗来言说自己的姿态。 黑丰：在杨汉年《货运码头》我确实看到一种擦力、一种跨度、一种诗意化的简洁度，一种可贵的对现实的处理，他的一些诗节单独看，相当不错，譬如：“他的车在房子建好后开始散架/马也被牲口贩子牵走/双手只有重新拿起剃须刀的力气”，“在一个马鞭抽裂云层的风雨之夜/灯光在窗前不断晃动/一麻袋文字落在你的肩上”“ 这种时候，我的额头/同样会因为赶着崎岖不平的夜路/涌现出波浪式的辙痕”， 但，散，碎，缺少一种总体性，缺少最内在的主线的东西，不过是一些散碎的印象记与回忆。很杂。《喷泉》 从“充满麦芽味的泡沫像烟花喷射”到“让一场惯常的订货会达到预期的高潮”，再到“寒冬里带来一次短暂的奔放”这是诗的。这首诗有主线。但后来又看了杨汉年的《打糍粑》《谒曹禺墓》，就感觉很一般。他的诗整体质量参差不齐。 看了夜鱼发来的《湖北当下主要代表诗人的作品》读后，总的感觉格局不大。没有从自我扩展和上升到更大的更广袤的超自我层面上来。我们强调个性、强调生命，不是强调个人中心主义和狭隘的地域性，不是强调狭隘的故乡或狭隘的民族主义。那样，我们就真的被地域性的东西拘囿了，被瞎掉了，被狭隘的故乡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埋葬了。见啥是啥见啥写啥，没有更开阔的观照，如井底之蛙，那样是非常可怕的。什么叫“更广袤的亲人和亲情”和“更广袤的超自我”，就是我前面说的，写作要真正体现对“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和重大命题”的关注，对“人类的共同困境与绝望、焦虑”的思考。我们在自己的土地或自己家门仍然彷徨、无家可归，我们已艰于呼吸或正在用腮呼吸仍显艰难等如此生存困境。没有对当下人类生存境遇对异化对荒诞的思索与反映，没有对现实的批判性，哪有什么现代感或现代性呢？！ 现代性在哪里？ 在当下，在人的一餐一饮、一呼一吸、一举手一抬足之间。 夜鱼：赞同黑丰兄的意见，但这里可能有误差，由于我选稿仓促，难免遗珠留砖，惭愧！ 夏宏：这关涉到诗歌伦理。对现实的批判，一直是湖北诗歌传统至今的一脉。自有诗歌文本记录以来，哪一个时代、国度、地区没有不平则鸣批判现实的诗歌？而其方式往往与众不同。否则，今天它已被纪录片、新闻、自媒体申诉等等形式所取代而消亡了。我想，“草根”、“底层”于诗歌而言不应该是道德标签，要不然就太蔑视那些被标签者的艺术性了。现今，倒是要反思将诗歌工具化、媒体化的做法。意识形态的巢臼，今天已经网络化了，还有没有诗歌自在生成的空间？我相信湖北诗人都会作出自我选择。 黑丰：“诗歌工具化、媒体化”，彻底地说还是人的工具化，“人的工具化”在于血性的变异（这里有想展开了）。另一个感受是，湖北诗人的很大一部分诗作的散文化趋向。散文化不可怕，真的诗是不怕“散文化”的。问题怕就怕把不是诗的句子分行，乔装打扮成诗，非诗化，这就很要命、很伤害，既伤害诗人，又伤害诗和艺术。 另外，散文化趋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诗人走向偏平，走向平庸和堕落的表现。恋栈，贪恋出场的频率（诗人不是演员），贪图名誉的连贯，威惧权势，不吭声或集体无声。 具休说诗吧。 张执浩诗人曾言，“每次落笔的刹那，气质会自动给我定调，但往下写则主要依靠我对生活的把握能力了，一旦出现词不达意，语言空转，或者始终难以校正靶心的现象，我会认为是生活还没有到位的” 于是我恭敬地拜读了他的《高原上的野花》《与父亲同眠》《终结者》《神马》等诗，诚然，没有“语言空转”，也很少“词不达意”的，很到位，几乎所有的词都击中了“靶心”。比如《与父亲同眠》中的“土豆”，“我们埋葬了世上最大的那颗土豆/从此，再也不会有人来唠叨了/她说过的话已变了叶芽”，再比如该诗中的“火”，母亲“生过的火/灭了，当我哆嗦着再次点燃，火/已经从灶膛转移到了香案上”再比如《终结者》中的“浪花”，“而河水喧哗，死去的浪花将再度复活”，所有词无不“达意”或击中“靶心”。确实，张执浩是具有语感和语言天赋的，尤其他对击中“靶心”的速度与准确度的努力，做得相当不错。但无论如何，我对一个诗人仅有这些是不满意的，精确打击，击中“靶心”、“达意”，不过是一个诗人的基本功，是一个诗人对驾驭一种语言的一个基本要求，没啥，所有的诗人必须如此，否则是对语言的不敬。但我觉得一个诗人应该有一种更大的情怀、更高的企盼与追求，而不是孜孜于语言的字词上句逗上，孜孜于语言的一种局部的小范围的精确性，抒发一点小情小景小感慨。一个诗人应该有一种语言的“后准确”性，就是一种不准确的准确性，一种模糊的准确性，这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总的来看，张执浩格局不大，匠气很重，有一点矫情，缺少一种更广阔更广袤的人文空间。什么“做一个永不愤世嫉俗的人”（见《高原上的野花》，那么要诗人干什么？诗人的社会性和社会的良知在哪里？诗人是天空中终夜不宿的知更鸟呀，是某种气候某种气温的晴雨表和温度计呀！如果这种鸟不飞不鸣，喑哑，一旦消失，或一只只从天空殉落，说明我们的环境和社会出了大问题，世界的灾难即将降临。 继而，又读了余笑忠、剑男、黄沙子、阿毛、黄斌、刘洁岷、柳宗宣、陵少、杨章池、李强、湖北青蛙、黍不语、荣光启、大头鸭鸭等人的诗作， 感觉剑男的《山花烂漫的春天》《大年三十在湖南陪爱人上坟》《半边猪》《上元夜》《火车在这里拐了一个弯》等诗作，基本都是即景即情即时的描写和感慨，虽然前面提到的《山雨欲来》《除了爱》也即景也感慨，但感觉比这些诗好。我还是很感怀他的早期诗作，比如《飘飞的鸟羽》《森林公园》《教堂》《丹顶鹤》等。喜欢阿毛的《反自然》《关于雪》《个人史》，有一点小深度，但《个人史》稍感做作。总的来看也是小情小趣。黄斌的《敬惜字纸》有点意思，但啰嗦，且把一些方言纳入进去消化的不是特好。黄沙子的《无法得知》全是一堆句子推理，加上一点空洞的感慨。他的《但爱鲈鱼美》《被鞭子抽打》《一路走回》《小夜曲》有内蕴，但尚需进一步提炼。 余笑忠的《哭墙》《猫和老鼠》让我看到较深的东西。如《哭墙》“在昏花的老眼看来，黎明/即已沦为黄昏/‘所有的诗人都是犹太人，’所有的高墙/都有痛哭的一面”，如《猫和老鼠》“我梦见过一只光溜溜的幼鼠/爬上我的脊背，那种冰凉/超过了肉身经受的所有冰凉。”，这种感觉“通”得远。 夏宏：是啊，杜鹃啼血。写诗之人大多敏锐、灵性，湖北诗人对现实的感知至少不会滞后。血，有时直接落在诗行间，但诗人之啼血往往内化于看起来与此毫不相干的题材和语言表达中。诗歌对现实的批判，应该是有建设性的，不止一位湖北诗人走向这样的路径：向内拷问自己。他们藉其写作来清理自己，不外推。这，恰恰是一些所谓现实主义的文学中少见的。 夜鱼：同意黑丰的格局说，但保留我对具体作品的不同意见。我完全同意夏宏的路径说，确实，对现实的批判路径是多样的。 黑丰：刘洁岷和柳宗宣的诗，让我看到一种开阔和一种更大的情怀。如刘洁岷的《渔薪老屋》“老屋里轻轻响起我的鼾声/细雨里，香樟、苦楝树奇异香气/仍然在老屋上的夜空交织/似乎这世上只剩下老屋，这老屋里/只剩下我，而我弥留的亲人们/ 被这鼾声一一吸引过来/并遭到致命一击”，如《粘稠》“一个女孩曾经是一个国家，以她/瞳仁里的火焰照耀着她广大的疆土//……六十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替身/是一支佝偻的头发黯淡稀疏的蜡烛/烛光如豆，在乌有的风中颤摇”。柳宗宣的《在友人家中寄宿的两夜》“半夜醒来，在阳台上观望/武汉的灯火，通宵未眠//何时我能逃脱挣钱的运命//当我从北方回来，我说我反对商业/它让我与一张安静的书桌分离//酒气中，把内部的风暴释放/却付出几乎死去的代价//睁开眼，看见你听我说着酒话/百年生死梦幻多好，还可以醒来//一杯水放在茶几上，一张便条/‘水在旁边；醒来就叫醒我。”。他们是有视野的，能把地域的东西带到很远，与更广阔的精神接通。 陵少的诗是小感受。李强、湖北青蛙等人的诗没留下印象，大头鸭鸭的读了几首就放下了，意思不大。 同样是写亲人亲情的，杨章池的两首诗让我振奋，如《乞瓷砖书——为母亲膝关节置换手术100天作》我看到一种更开阔更深刻的疼痛，比如“多么狠的锤子，凿子，撬掉母亲/多余的骨头。多么强劲的骨水泥，把你/粘进那死去活来的腿//……还要用多长时间，你才肯归顺/这苍老的秩序？/然后共同走向/妥协：/时光面前她早已认输/我中年浑浊的泪，也一回回招供。/求你，像养子一样/爱她，体贴她，抱紧她骨髓中的颤抖/求你站好位置安分守己/作为一部分的母亲，融进/夜色笼罩的寂静。”，在另一首如《故人：理发师》中，我看到了一种铁血的复杂，“轰鸣的电动推剪”震耳欲聋，比如“他踮起脚/在师傅的喝斥中反复练习刮脸/羞愤藏在他重重的一声咳嗽里/而我乡村小学的欢乐刚被掐断/四年级了，进城还那么无助/这是完全不能自由的想象/理发店！/在面前的一道深渊 //高高的转椅，轰鸣的电动推剪/踏板冷硬。乱发，和着一记响亮的耳光：/“剃刀也能这样磨？”/镜中，一双衰老的手叠进我的惊慌”，当然，杨章池也写了很多的废诗。 最后，我要说的是，诗一定要开阔，要突破“地域性”，要知微见著，滴水中见汪洋，不能回到平实平面的散文化的方向，诗歌是超音速的，也是超时代的。现代诗“是由速度和果断性决定的。”（希尼）；而“诗人的质量，在于他与生命与文明的充分接触程度，在于他粉碎这个世界、放射自我生命的力度、速度和简洁度”（徐敬亚）。 每一首诗都必须是最后的诗。 每一次飞行都必须是极地或地狱的飞行。 每一次写作都必须把自己耗尽。 不能囿于一种地域。 夏宏：一个诗人+一个诗人=两个具体的诗人。我以为，语境、观念、题材上有趋同性，这些方面容易归纳；具体的成熟的诗人，文本却是摇曳多姿，同情地理解方为尊重。有时，诗人在湖北，其诗是当代汉语诗，不应仅仅被视为“湖北诗歌”。 地域的文明底蕴有着潜移默化的渗透性，它或隐或现地散发在诗歌中。 从一地的内部来看，历史上湖北的中心一直在江汉平原，荆州（古江陵）才是楚地的“国都”，而武汉三镇迟至近代被殖民的历史中才崛起。笼统地对比一下二者的文化气质，前者典雅、从容、敏慧，骨子里有傲气，后者“革命性”强，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李皖先生曾称其为“中国最市民化的城市”。因缘际会，不同的文化气质又每每杂糅于个人。 英年早逝的诗人宇龙曾长期生活、工作于荆州，他的那首《机场》，读来让人感受到高贵的精神之光，高蹈的精神意象与对时代的忧思融为一体，或许可以说，屈原与但丁共有的诗神在此显身。他也写日常、写现实生活细节，但其诸多诗作显示出“诗剧”特征，内心独白式的语式很显眼。诗剧而非技艺上的戏剧性，它本出自贵族，出现在当代诗中也可被视为精神的祭祀现象。 我以为，成长于荆州的诗人，从整体上看其诗歌用语一般比较讲究，哪怕是用口语俗话，也会有一种“文质彬彬”的内在平衡力量来消减燥气，情思旺盛丰茂，但常常收敛语言的硬度，不作宣泄。在我的阅读视野里，刘洁岷、沉河、杨章池、黍不语……的诗，都有内在地沿承荆楚文脉的一面。天赋的语言直觉一以贯之，说天赋，应该与荆州地区的文化底蕴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吧。 张远伦：随着城市化的高速推进，传统乡镇和村落正在消失，乡村文明式微，诗人的故乡也正在成为记忆。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大背景下，这种通常意义上的地域特点也逐渐模糊。一些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诗人，通过自己的长期实践，摆脱身体故乡的束缚，逐渐朝精神新居掘进，进而超越“地域性”和“民族性”，建立起自己的文本自信。湖北诗人在这方面具有很强的自觉性和创造性。许多具有非常经验的非常写作，在中青年诗人们的文本里出现。当然，这些非常经验往往来自日常经验，是过滤和净化的日常，是高度精神萃取的日常。 张执浩是湖北中青年诗人中，具有现代意识的代表性诗人。他融入现代生活，在日常中“目击成诗”，近年来，张的诗歌可以说是一种“中年心境”写作，与之相对应，他的语言也是“类口语”的，正好是这种语言方式，才和他的目击成诗的内容无痕结合。诗人在生活的点滴中，在城市题材和乡村题材中，自由游走，在地域性和现代性质中找到切换的按钮，实现了融会贯通。 毛子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大器晚成”的诗人，近年来他的一系列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和人本关怀的诗歌，引起中国诗坛关注。《我爱》《失败之诗》等诗作，骨子里的宗教意识和人类共同命运价值观，深刻有力。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湖北中年男诗人的创作极为丰厚，在全国范围都有一定影响。随便数几个出来，都立得起。田禾、余笑忠、车延高、宋尾、柳宗宣、毛子等人，新作迭出，成就颇丰。似乎这种阳盛阴衰的现象，延续了近二十年，特别是新世纪十几年以来，这批男诗人仍然处于活跃状态。那么女诗人们何为？似乎湖北诗歌具有自救能力，我们欣喜地看到，从70后开始，特别是80后，湖北女诗人正在逆袭，除了鲁西西、阿毛、范小雅、夜鱼、许玲琴、余秀华、张小美、黍不语、熊曼、懒懒等大批女诗人崛起，显示出不凡语言功力，还有待观察的颜彦、十二楼、周黑、予望、心路等，呈现出新生代诗人“阴盛阳衰“的趋势。新生代诗人们更敏锐地介入当下生活，用于书写自身命运在时代中的沉浮颠沛，在诗歌美学的代际更迭中把握主动。这一批诗人，似乎从不为“地域性“而写作，即便呈现地域特征，也不是主动为地域而写。他们从消失的“故乡”走出来，把街道变成自己的“故城”，在不断迁徙中，写自我的诗。这批人很少受到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启蒙和影响，有自己的独特的审美观念。当然，他们的弱项也在于此：缺少一些诗歌创作的野心，气象显得不足。 荣光启:以武汉为中心，在湖北当下的诗人阵营中，有颇具规模与实力的诗人群体。群体核心成员的诗作、个性化网络论坛和民间刊物都颇具影响，包括张执浩、余笑忠、李以亮、哨兵、苏瓷瓷、小引、槐树、艾先、小箭、许剑、黄沙子等，另外刘洁岷在《江汉大学学报》主持的“现当代诗学研究”已是诗歌批评界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沿阵地。 此外，在武汉生活的优秀诗人还有田禾、车延高、李建春、沉河、黄斌、钱省、修远、剑男、柳宗宣等，他们各自秉承自己的艺术立场，创作出许多风格独特的诗篇 武汉之外，还活跃着湖北青蛙、宋尾、横行胭脂、张作梗等优秀湖北籍诗人；以黄沙子、向武华、江雪、余文浩等为代表的“鄂东诗人”；荆沙一代的诗人则以韩少君、杨章池为代表。而女诗人，华姿、鲁西西、阿毛、苏瓷瓷等，已是不可忽略的人物；夜鱼、范小雅、张小美等女诗人也佳作频出。“80后”的一批写作者像林东林、王威洋、灰狗、谈骁等人也已经为人所注目。 我个人认为，湖北诗歌有以“诗群”为中心的发展特征，一方面，不同的地域涌现出多个实力强大的诗歌群体；另一方面，这些诗群里的杰出代表往往也是在全国很有影响的诗人。这种以“诗群”为中心的发展特征是一种文学生态：既以地域性的生活环境、生存经验为根本，又有更大的文学抱负，相互交流、彼此促进，在个人化的写作与公共性的经验之间寻求平衡，寻求现代诗歌的高品质的技艺与精神。 夏宏：之所以觉得此话题中的两个概念“地域性”与“现代性”有纠结之处，主要是因为我们这里的现代性不是内生的，而是后发的，包括文化在内，至今仍然是一种“有特色”的后发现代性，它牵连出诗歌文本在创造性上的“阴影”。 观察湖北诗人如何面对现代性的阴影来写作，可能是更有意义的事。我认为有湖北诗人早已经自觉地走上了反观现代性的路径，反观不一定是反对。比如黄斌多年前写的一首诗题目就叫作《日常之诗或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做一个中国诗人》，他的《咏神农架冷杉》，不仅有中国元素、地域因子、现代汉语表达，而且通达于普世情怀，是一曲回肠荡气的“生死书”。 比如余笑忠，他早期的诗，先锋、锐利、繁复、自反，后来写得越来越质朴，像《二月一日，晨起观雪》、《春游》等一批诗作，几乎是用直白的语言写出了既深刻又给人共通感的体验和觉悟。我想，他回到了基本的事物、问题和语言表达上来，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空间和时间条件的规约。当然，也可见其间诗人在融合本土的和外来的文化资源。 我如此泛泛而谈当代湖北诗歌，管中窥豹，自觉难以对其下什么整体性的结论，也不能虚妄地对其流向作出预测。但，从“惟楚有才”的历史积淀，到今天“改开”的激荡，时空的机缘不会凭空而来，空手而去，它向包括诗歌写作在内的湖北文学提供了发展演变的条件。我以为，无论是在官方是在民间还是在含混地带，审美、写作上的专权规训对诗歌和诗人的生机而言是毒药，其面目多变，在内陆省份更应警觉。 夜鱼：受篇幅所限，关于本期话题的阐释还有些意犹未尽。好在嘉宾们的即兴发言发自肺腑，带来的冲击和思考，都极具价值。感谢你们的支持！此次讨论愉快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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