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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丰：《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访谈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2012-09-28 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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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为中国文坛引来“天火”的杂志

　　——《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访谈

　　余中先  黑丰
　　
　　黑丰：先谈一下这本刊物。据知，《世界文学》刊物的前身是鲁迅先生于是1934年创办的《译文》杂志，1953年7月由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即中国作家协会前身）创办。为了纪念鲁迅先生，继承他30年代创办《译文》杂志的传统，刊物当时就定名《译名》（月刊），并由鲁迅创办《译文》时的战友茅盾先生担当首任主编。当时的刊物是怎么定位的，办刊宗旨是什么？
　　
　　余中先：说到鲁迅先生等人办的《译文》，这当然是我们的前身，但那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继承。至于1953年创办的杂志为何仍以《译文》为名，我们可以用茅盾在“发刊词”中的一句话来解释：“为了纪念鲁迅先生当年艰苦创办的《译文》并继承其精神，这一新出的刊物即以《译文》命名。”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的刊物。新《译文》在开本、篇幅、文图并茂，以及某些体例的设置（如介绍外国作品须由前言或后记或作者简介等）诸方面都沿袭了鲁迅创办老《译文》时的做法。《译文》当时为月刊，篇幅二百页左右，译载的均为文学名著，以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国家的文学作品，并刊登世界文艺动态和插图作品。《译文》的首任主编是茅盾，副主编陈冰夷，编委会由戈宝权、茅盾、陈冰夷、董秋斯、楼适夷、罗大冈、丽尼等人组成。
　　　　
　　黑丰：1959年《译文》（月刊）正式更名《世界文学》，1965年至1976年停刊，1977年复刊至今（计340期），从《译文》到《世界文学》，从停刊到复刊，其办刊理念与是否一致？在选编和译介上有何倾向性？比如对苏联对东南亚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拉丁美洲与美国、北美及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或者贫穷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比较，是否有意识形态区别？
　　
　　余中先：1959年1月（总第67期）起，《译文》改名为《世界文学》（在封二上继续保留了《译文》的原名）。因为从当年起，刊物革新了内容，在刊登外国优秀作品的同时，也发表一些由中国作者自己写的评论文章，以求帮助和引导读者更好地阅读外国作品。曹靖华继茅盾之后任主编，陈冰夷为副主编。在改名《世界文学》的那一期中，编者在“致读者”一文中强调：“尽管我们刊物的内容改变了，但是继承鲁迅先生的《译文》的光荣传统，是始终不变的。”

　　1965年因国内文艺界整风，《世界文学》停刊一年。从1966年起，《世界文学》改为双月刊，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刊物仅仅出了一期便从3月起停刊，一停就是十年多。1977年10月，《世界文学》复刊，作为内部发行的试刊，共出了两期（双月刊），不在总编号之内。促使《世界文学》在当时复刊的重要原因，首先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读物的期望十分殷切。复刊第一期的“编后记”中，已经强调，“介绍和评论各国文学应当从实际出发”，“反映外国文学的实际面貌”。这大致可解释复刊的指导思想。在中央提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之前，《世界文学》就在讲“实际”了。但由于当时还是“两个凡是”的时代，我们在介绍外国文学时，还有不少的框框的束缚，例如，苏联鲍里斯·瓦西里耶夫的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当时分两期在1977年试刊上连载登完，但为了能让作品发表，编辑部还是把它称作“修正主义文学标本”，供批判用。

　　由此回想“文革”之前的十多年，《世界文学》受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一度跟随苏联，发表了很多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作品，一度又反帝反修，发表了亚非拉各国的不少“进步”“独立”作品。当然，即便在那个时代，杂志对欧美的经典作品的介绍也没有中断后。这都是大形势底下的不得已的做法。

　　改革开放后，《世界文学》对外国作品的介绍逐渐走向客观公正。可以说，八十年代的刊物发表的作品是最有分量的，也是最有眼光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国内并无像样的外国文学出版事业，让《世界文学》等刊物在介绍外国文学时，几乎是独此几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革”十年的中断，以及拨乱反正带来的思想解放，让许多亟待介绍的优秀外国文学作品一下子蜂拥而入。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90年代后就走向了平稳。

　　黑丰：随着极端工具理性时代的到来，以及意识形态的“倒春寒”，休闲和消费越来越成为了人们的一种时尚。大众社会的文化工业制造着文化趣味和文化要求，它以文化消费市场的名义制出来的“个人趣味”假冒了真正的个人趣味。人们的内心生活消失。他们的审美阅读惰性，要求纯消费、“故事会”阅读，要求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朦胧不读，“艰深”不读，“诘屈聱牙”不读，多种理由可以不读。作为一本严肃的纯文学刊物，尤其一本具有广泛声誉与深刻影响的外国文学刊物，面对如此“严峻”、“陡峭”的市场环境，您们是否考虑有所调整，完成某种意义上的角色的历史转变，在选稿、厘定、编译的标准上是顺应和俯伏（或俯就）读者“口味”，还是有所违拗，有所执著（因为刊物也是可以有“脾气”的、可以否定的、不妥协不屈从的、甚至是批判的）；是有所倦怠、有点彷徨、有点暮色苍茫，做一天算一天，任其发展，还是将改变、引领和提升读者美学趣味放在第一位，把建构和重塑人的精神品质放在第一位，迎难而上，办特色刊物，办不辜负此生，办我们愿意为之“活”且无怨无悔的刊物，办不辜负“时代”的刊物，迎难而上，把刊物办到人的心上去（唤醒在社会“整体化”力量控制下进入冬眠状态的个体精神），成为人的内在“期待”的刊，办成中国第一刊，办真正意义的大刊（文学大气、思想和精神向度的大气）？希望您就我谈的说说您们想法。
　　
　　余中先：有些话不用多说，事情做来就行了。我们分析90年代以来的文化形势，意识到，整个世界的文化越来越体现出商业化、产业化的倾向，阅读——尤其是文学阅读——越来越让位于视听媒体的传播。国内也已发生此类的转向：文学不再作为人们业余享受的主要精神食粮和娱乐形式。但我们始终认为，在这一文化转型的大环境中，《世界文学》并不随着世俗趣味的改变而改变自身原来的办刊方针，我们坚信，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人们文化结构多层次多差异的国家中，《世界文学》应该为那些渴望了解世界各国的经典文学、了解各国文学发展动向的人们，保留一个窗口，提供一片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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