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雪：杨子论｜月亮与极地：诗学的游荡与重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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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广州将近三十年，杨子先后在《新周刊》《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等多家媒体供职。广州对于诗人而言，是一个“遥远的外省”，“在广州，停了很长一段时间再写诗，会像北方冬天里冻住的汽车，需要用一股蛮力折腾好一阵子，才能轰响油门”（杨子语）；杨子在《在广州写诗意味着做一个哑巴？》和《天竺访谈》中的诚挚表达，让我们得以窥见诗人到广州以后长时间的精神困境：“广州是一座混乱的城市，正如我在一句诗里所说，‘一个到天亮都不会躺下来的城市’。对于喜欢安静的人来说，这甚至是一座糟糕透顶的城市。那从人们的居所间野蛮地穿过的高架路以及高架路上昼夜轰响的车流，其实也从我们的大脑里穿过，也在我们的大脑里昼夜轰响。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应该找到一样东西让自己安静下来。有的人需要更疯狂的轰响比如摇滚乐，有的人只能从安静的事物中获得安静，比如教堂里唱诗班的吟唱，或者王维的、松尾芭蕉的诗歌。我的困境是，无法全神贯注地去做我喜欢的事情，总是被打断，就像一个人兴致勃勃放声歌唱，刚刚开了个头，就不得不停下来去砸钉子抹水泥，这样他的歌曲就会走调，就会断裂。分裂，这就是我目前的生活状态。从另一个角度讲，分裂，也为我的诗歌赋予了某种力量。”
《八行诗》共81首，是杨子上世纪末的重要作品。诗中突兀的“灾难叙事”与“事件叙事”比比皆是，它们是杨子诗歌中时常出现的修辞手法，这种写作经验应来自诗人走南闯北的社会见闻与经历，时代的烙印与精神记忆在他的诗歌中得到宣泄与表达，诗人的灵魂直面大地的呼喊和吁求，赤诚而痛苦地道出了人世的幽暗与荒凉。“幽暗”与“荒凉”，恰恰也是持有独立意识的诗人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词”与“物”之间紧张对应的关系。这种“灾难叙事”与“事件叙事”的写作方式容易给诗人带来灵感与紧张，所以他在2003年发挥到极致的那种“爆炸式写作”并不让人觉得意外。2003年2月23日，他一口气写了14首诗。杨键曾经对我说杨子的诗是“艰难的诗篇”，我知道杨键想要表达的意思，主要是指杨子精神层面的困顿。杨键说：“他去了两个写诗都非常困难的地方，新疆和广州。新疆稍好一些，他笔下的广州很像曼德尔施塔姆的沃罗涅什，他写的是现代性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没有故土，没有田园，这是我们的现实，因此，他的诗确实是艰难的诗篇，无法到达目的地，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一代诗人的宿命。”杨子在与诗人、批评家木朵所做的书面访谈中说：“广州和我之前呆过的新疆，对我来说，指向诗歌的两极。新疆可以说是诗歌最好的土壤，最好的空气——神奇，陌生，丰富，和大量的闲暇，诗歌所需要的，新疆都具备。个人的闲暇固然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周围的空气有闲暇的味道，周围的人比你更闲暇，这使人容易沉浸于自己喜爱的事情。广州的一切似乎都是反诗歌的，无论是它恶心的气候，还是它粗暴的噪音……”。 “灾难叙事”与“事件叙事”同样密切地关涉到另一个诗学概念，那就是“诗性正义”，不少伟大诗人都是诗性正义的杰出诠释者，比如拜伦、雪莱、普希金、惠特曼、策兰、布莱希特、布罗茨基、米沃什、帕斯捷尔纳克等；杨子的作品告诉我们，他同样不是时代的旁观者，他的作品无尽地呈现、散发出诗性正义的光芒。
诗人给出的隐喻“看不见的导师”——我们可以理解为“时间与真理”，“爱意与生死”，也可以是“上帝之手”，抑或“自由之光”。什么样的诗人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热爱，什么样的诗歌值得我们阅读和思考，这是每个时代的人们所面临的灵魂追问，我们无法回避，我们需要抉择，需要审视。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说：“在审慎的道德和政治判断和我们阅读所获取的洞识之间，我们在寻找一个最佳的契合点。阅读能够改变我们一些固有的判断，但是在另一些场合，这些固有的判断也可能使我们拒绝某些变态和有害的阅读体验”[16]。在幽暗而苦难的时代叙事面前，我们不需要纯诗主义者，“此刻”更多需要的是诗性正义与时代良心。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良心，就是我们自己意识到内心法庭的存在。”诗人必须长久地葆有它的存在。杨子正是这样一位有着时代良知的诗人，他的写作仿佛是为自己的时代而生，是为自己的时代做见证。夏可君也发现了杨子诗歌写作中“诗性正义”的征象：“诗人杨子准确找到了诗性正义的书写位置：如果要以诗歌来面对时代，那只能是在腹中书写，这是伟大的腹稿，是写给自己看的，是自己来消化的，是自己来承受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有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1867年，美国诗人惠特曼站在北美蓝色的安大略湖畔，默想战争岁月与和平时光，以及一去不复返的死难者，突然感觉到“一个巨人般魁伟的幽灵以严峻的表情”指引他为美国的公共生活呼唤“诗人”[17]。德国剧作家、理论家、导演、诗人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的那首《诗人的流亡》足以表达诗人在人类历史中所扮演的灵魂灯塔式“受难者”的角色：
《伟大的腹稿》是杨子的一首杰作，关于诗性正义与时代良知的杰作，足以写入21世纪现代汉语诗歌史。回顾和观察他三十多年间从新疆到广州的诗歌写作历程以及写作风格的变化，我们不难发现，他写下的每一首诗都是如此真实、真情、真挚，足以构成一部杰出的“心灵史”，这些独立而优秀的作品足以构成他个人化的一部精神史诗。诗人在《伟大的腹稿》中提及波斯伟大诗人哈菲兹、柬埔寨高僧阿姜查、古希腊“半神”哲学家恩培多克勒，以及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决不是一种偶然，而是诗人内心的写照，或者说在诗人的内心或腹稿中，总会显现这些伟大先行者的背影。这些“灵魂人物”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是生命的敬畏者，都是他们所处时代杰出的思想者。因而，我们不难理解诗人在《伟大的腹稿》一诗中所要表达的诗学理想：对生命的敬畏，对真理的敬畏。西方学者把惠特曼经历了九个版本的《草叶集》视为“一部伟大的史诗”，惠特曼在逝世前则说，希望后人把《草叶集》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杨子的腹稿式写作，心灵史式写作，与惠特曼有相似之处，他们的诗歌都是“能够沟通时代生与死的诗篇”。惠特曼绝不把艺术性凌驾于内容之上，他在1888年4月写到：“概念对我是如此重要，我也许忽视了其他成分……我永远避免拼凑或精心雕琢，宁可让成品像它起初形成时所暗示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我粗枝大叶，使我的蛋糕味同嚼蜡[18]”。杨子在2000年的一个访谈中也表达过自己的诗歌观念：“一个人，无论他如何锤炼他的技巧，都无法摆脱他的血质，但是只要我们不在恶劣的气候之外再造一个精神的坏气候，我们就可以期待自己的变化和生长，就像一棵小树渐渐枝繁叶茂，就像河流在进入大海之前渐渐变得开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蔽他的胸怀和眼界”。我甚至大胆猜想《伟大的腹稿》是杨子向俄罗斯杰出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致敬之作，亦是杨子寄寓其诗学理想的一件作品。该诗的灵感或许源于对《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阅读与联想。《伟大的腹稿》写于2013年，《曼德尔施塔夫人回忆录》亦出版于2013年，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及曼德尔施塔姆的生命处境以及“打腹稿”的习惯，“曼德尔施塔姆从不说‘写诗’，他起先说‘编诗’，后来改称‘记诗’”，“整个写作过程就表现为对某种业已存在的和声和意义统一体的紧张捕捉和呈现，这些不知自何处而来的统一体会渐渐地化身为字词”[19]，“帕斯捷尔纳克没有书桌可不成，因为他是一位写作者。曼德尔施塔姆则是边走边打腹稿，然后坐下来用打字机记录腹稿。甚至在具体的工作方式上，他们俩人也截然不同。即便在全民皆遭奴役的年代，曼德尔施塔姆也未必会出面捍卫作家拥有一张书桌的特殊权利。”[20]学者余英时（1930—2021）也经常把“腹稿”一词挂在嘴上，他给学生上课是从来不带笔的，仿佛随时在打腹稿，一旦动笔就没日没夜。歌德为了写《浮士德》，从23岁开始打腹稿，到83岁才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浮士德》堪称一部“伟大的腹稿”。
2005年，杨子与诗人柏桦在他的书房合影
杨子在上海和平饭店采访罗大佑
2010年9月24日，
2009年11月，首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 四、师道与诗道：翻译之路 本雅明在《译作者的任务》一文中说，大诗人是杰出的译作者，差些的诗人则是平庸的译作者。本雅明甚至认为最杰出人物作为“译作者”的重要性远远胜过其作为“创作者”的重要性，一切伟大的文本都在字里行间包含着它潜在的译文。[21]诗人翻译家杨子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本雅明的论断：“诗人的语句在他们各自的语言中获得持久的生命，最伟大的译作也注定要成为它所使用的语言发展的一部分，并被吸收进该语言的自我更新之中”[22]。 杨子在南开大学读书期间写诗的同时，已经开始尝试诗歌翻译。1982年4月，大二下半学期，杨子试译了19首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歌，其中《白色鸟》发表在他和几位同学的油印诗集《六弦琴》上。从大二到大四，他陆续试译了《雅歌》，试译了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丁尼生、罗塞蒂兄妹、维切尔·林赛和阿奇博尔德·麦克里希等英美诗人的作品。在回顾自己“诗歌翻译之路”的一篇文章中，杨子说自己的译诗“路径有点怪”，最先翻译了现代主义的叶芝，又从叶芝回到英国浪漫主义，同时译了年代更久远的托马斯·纳什和托马斯·查特顿的几首作品，随后“一头扎进现代主义”。翻译林赛的《中国夜莺》时，他得到学年论文导师、中文系教授张镜潭先生的指点。 张镜潭先生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外文系，曾去美国西雅图留学，建国后先在南开外文系执教，后来调到中文系。张先生给杨子看过他翻译的柯勒律治那首未完成的杰作《忽必烈汗》，还手抄了一份送给杨子。可能因为他译得少，他的译诗当年没怎么引起杨子的注意。2017年，杨子从孔网订购柳无忌和张镜潭合编的《浪漫主义诗选》（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2），打开一看，才知道张先生的厉害，并且立刻醒悟——原来南开大学是英国诗歌翻译的重镇之一：朱维之翻译了弥尔顿，查良铮翻译了拜伦、雪莱、济慈、艾略特和奥登。1980年代后期，柳无忌召集南开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几位教师——多半是他早年在南开任外文系主任时的同事、学生或后来加盟南开的教师，分头翻译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曹鸿昭译华兹华斯，张镜潭和黄燕生译柯立奇（柯勒律治），柳无忌译拜伦，倪庆饩和周永启译雪莱和济慈。杨子说，这支英诗翻译小分队实际上非常重要。“令人吃惊的是，这几位民国人的译笔行云流水，没有任何窒碍，给人一种通透的解放的感觉，读来非常愉悦。可惜最后只出了这一部译诗集，未能深入下去，扩大战果”。细读张先生翻译的《老水手之歌》（《古舟子咏》），杨子惊喜地发现，这就是自己所热爱的译文，是自己向往的境界，“张镜潭先生是柯勒律治最好的中文译者之一！”[23] 杨子翻译的维切尔·林赛作品（《中国夜莺》）和艾米·洛威尔作品1983年发表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学生自办刊物《南开园》上。这是整首《中国夜莺》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进入中文视野（赵毅衡的节译收在《美国现代诗选》里，杨子1985年才读到）。 大约在大四那年（1983/1984），杨子读到林以亮编选的《美国诗选》（港版）。在回忆文章中他说，这是大学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一部译诗集——爱伦·坡、阿奇博尔德·麦克里希、康拉德·艾肯等他喜爱的美国现代诗人的作品，都是从这部诗选中第一次读到。他一下子被这几位诗人迷住了，给写诗的朋友朗读麦克里希的《不朽的秋》，给艾肯的《空中花园》写了一篇将近三千字的文章，而坡的《给海伦》、《安娜贝尔丽》、《尤娜路姆》、《大鸦》的那种荒凉海岸钟声般的音调，从此在他心中回荡。这部《美国诗选》，加上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和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以及不久以后赵毅衡翻译的那部《美国现代诗选》，直接推动了杨子的诗歌翻译事业，并且让他暂别浪漫主义，开始了断断续续的外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翻译——先译美国诗人和英国诗人，多年后又从英文转译俄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葡萄牙诗人佩索阿、德语诗人策兰和几个东欧国家的诗歌。从大学毕业到现在三十多年，杨子的诗歌翻译有过长时间的间歇，却从未放弃。 杨子是最早大量翻译20世纪西方现代性经典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佩索阿、斯奈德的中文翻译家，在国内大多数诗人还没有机会深入阅读这些重要诗人的作品，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杨子已经翻译他们的作品很多年了，积累了大量的译稿。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的译诗先是发表在他和几位朋友编辑的《大鸟》、黄灿然主持的《声音》等同仁刊物上，接着又陆陆续续发表在《世界文学》、《外国文艺》、《诗潮》、《诗江南》、《诗建设》、《文景》等杂志上。这是一份跨度很大的名单：美国印第安诗人、塔特·休斯、马克·斯特兰德、盖瑞·斯奈德、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费尔南多·佩索阿、查尔斯·西密克、唐纳德·贾斯蒂斯、西奥多·罗特克……2003年和2004年杨子先后出版了《曼德尔施塔姆诗选》和《费尔南多·佩索阿诗选》，尽管他一再说这两部最初的译诗集有诸多遗憾，但毫无疑问，至少佩索阿作为诗人在中国赢得广泛关注，主要是因为他翻译的这部佩索阿诗选。
《曼德尔施塔姆诗选》
《费尔南多·佩索阿诗选》 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万·贝尔曼指出，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目的，他所采取的翻译立场，他所制定的翻译方案，以及他所使用的翻译方法使译者成为翻译中最积极的因素，他的态度、方法和立场一旦选择，译者也就为自己定下了位置，而促使他译出的“每一个字都成了一种誓言”。[24]杨子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翻译实践的最高律令“信达雅”，如今已很难完全令人信服。说到诗歌翻译，杨子更倾向于将它比作一种演奏——高超的翻译应该在严守本意的同时，尽可能准确地呈现原作的音调、色泽、明暗、轻重、姿态、表情等等，“这是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的对位法，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衔接与进入，尽管我们不得不牺牲那些精微的不可译的部分，但我们首先不可牺牲的是原作的整体音调和精神，色泽和气息”。 法国诗人马拉美将诗歌的音乐性推至无以复加的高度。墨西哥诗人帕斯也说“词语经过我们的耳朵出现在我们面前，倾听一首诗是用我们的耳朵看这首诗”。杨子谈到，他在翻译马克·斯特兰德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那种顺畅和速度给人带来的快感，但是一遍遍修订曼德尔施塔姆，一次次发现之前的错误和不妥，一次次在自以为解决了以后又发现新问题，却又令人痛苦。但即便如此折磨，在一个个问题解决之后，仍有大快乐。唯有一个个问题解决了，才能找到某种演奏的感觉，“这才是诗人的声音，来自俄国大地和天空的声音，这是他的音调，曼德尔施塔姆，一个无法归类的独创性诗人的音调——不是别雷，也不是帕斯捷尔纳克，不是阿赫玛托娃，也不是赫列勃尼科夫”。紧跟着又说，“要在中文里实现这一目标，太难了！或许永远不可抵达，只能一步步靠近”。德国汉学家顾彬曾经这样说：“翻译在任何社会的、精神的和学术的变革中，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执行者”[25]。最近十年，杨子进入了自己诗歌翻译的重要时期，陆续出版了《盖瑞·斯奈德诗选》（2013）、《严酷地带：查尔斯·西密克诗选》（2019）、《每天都在悲欣交集中醒来：费尔南多·佩索阿诗选》（2020）、《我听见斧头开花了：保罗·策兰诗选》（2021）和《光芒深处的光：罗特克诗选》，斯奈德单行本《偏僻之地》和全新修订的《曼德尔施塔姆诗选》也将于近期出版。威尔士诗人R·S·托马斯和美国诗人马克·斯特兰德的大部头诗选已进入修订阶段，西班牙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的诗选也已完成大半初译。压在箱底的还有这样一份清单——
《盖瑞·斯奈德诗选》
《严酷地带：查尔斯·西密克诗选》
《每天都在悲欣交集中醒来：费尔南多·佩索阿诗选》
《我听见斧头开花了：保罗·策兰诗选》
《光芒深处的光：罗特克诗选》 诗人、翻译家王家新在《翻译与中国新诗的语言问题》一文中说：“百年来的诗歌翻译尤其是‘诗人译诗’，在新诗的发展和语言的变革中一直扮演着一种‘先锋’的重要角色。我们完全可以说，新诗的‘现代性’视野、品格和技艺主要就是通过诗人译诗所拓展和建立的。它本身已成为新诗‘现代性’艺术实践的一部分。它也构成了新诗史上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它成为推动语言不断变革和成熟的不可替代的力量”[26]。翻译家王佐良在《论诗的翻译》一文中说：“首先一点，只有诗人才能把诗译好。其次，诗人译诗，也有益于他自己的创作。……因为译诗是一种双向交流，译者既把自己写诗经验用于译诗，又从译诗中得到启发。”[27]我们可以把“诗人作为译者”的神圣使命追溯至波德莱尔巴黎时期的现代性启蒙，追溯至施莱尔马赫的德国浪漫主义时期，而今天的中国正迎来一个诗歌翻译的鼎盛时期，正如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所言：“一个伟大的诗的年代必定是一个伟大的翻译的年代”。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一批诗人翻译家的涌现，印证了庞德之言，也预示着中国当代诗歌翻译“白银时代”的到来。 结语 杨子不仅是21世纪中国重要诗人，也是当代重要诗歌翻译家。杨子的多重身份与跨界影响力，让我想起安托瓦纳·贝尔曼对美国诗人庞德的评价：“兼具诗人、批评家与译者的庞德才会同时思考诗歌史、批评史和翻译史”[28]。无疑，杨子作为外国现代诗歌的重要译者，及时地为当代汉语提供了诗学的现代性与世界性精神源流，为中国当代诗歌打开了一扇扇新的诗学窗口，这是他为当代汉语诗歌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同时，我愿意重复并坚信我对诗人的诗学认知。诗人杨子杰出而罕见的诗歌精神特质，让我窥见汉语中的叶赛宁、波德莱尔或勒内·夏尔。我们，作为同时代人，作为曼德尔施塔姆、费尔南多·佩索阿、勒内·夏尔、保罗·策兰、盖瑞·斯奈德、查尔斯·西密克等杰出诗人的读者与热爱者，没有理由不向诗人和翻译家杨子致敬。
2021年11月23日，策兰诞辰纪念日，初稿于牧羊湖。 注释
[1] 参见Melissa Tuckey：《杨子访谈：一种接近燃烧的愤怒》，来源：元知网站，“诗与诗学”专栏。http://www.miniyuan.com/read.php?tid=2392。
江雪（1970- ）：当代诗人、批评家、艺术家。原名江山，70年代出生于湖北蕲春，毕业于华中科技大。 1979年始习书法和绘画，1987年开始发表诗作，1990年始习篆刻。2005年创办《后天》杂志，同年创立“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多次获得各类奖项，多次受邀参加国际国内诗歌节、艺术节及学术交流活动，有诗歌与评论被翻译成英文、德文、韩文在国外发表，诗歌入展2020’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另著有诗集《汉族的果园》《江雪诗选》《牧羊者说》，评论集《后来者的命运》《抒情的监狱》《理想与棱镜》，摄影集《饥饿艺术家》，编著《保罗·策兰年谱》等。现供职于黄石市艺术创作研究所（黄石书画院）。 （本文原刊载于《黄河》杂志2022年第6期、2023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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