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舒宪：新神话主义与文化寻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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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导演卡梅隆在十年前开始构思他的《阿凡达》时，恰逢西方人面临千禧年的忧虑并将希望寄托于“人类学想象”的新世纪之际。当他十年磨一剑的影片《阿凡达》，在21世纪的头十年结束之时席卷全球的文化市场，让无数影迷获得如痴如醉的视听震撼和心灵激荡，我想卡梅隆最应感谢的人就是人类学家。 与此同时，人类学家也应该感谢《阿凡达》的编导兼制片人卡梅隆，因为他们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出版的数以千计的人类学教科书加在一起，其读者数的总和也赶不上《阿凡达》观众的十分之一。值得让人类学家拍手称快的是，文明史上迄今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在普及“人类学想象”和文化批判方面，能够像卡梅隆的新经典这样行之有效，且有多米诺骨牌式的传播效应。 《阿凡达》主要场景虽然远在外太空的科幻世界——潘多拉星球，但是却将当地的纳威人及其文化表现为一种异形的他者，并在塑造其形象和人格特征方面完全效法地球上的原始族群，还让纳威人主要宗教倾向类似于萨满教的万物有灵信仰和原始母神信仰。这就让影片中潘多拉世界和地球界形成极为鲜明强烈的对照，从反差中给地球文明的偏执和邪恶做出诊断:已经拥有超级科技和武器的地球人陷入唯利是图和唯资源是求的疯狂状态，无法自拔。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地球人耗尽了地球资源后只得把劫取新资源的希望转向太空中的外星世界。他们在潘多拉星球所发现的超导矿物，成为给该星球原住民纳威人带来灭顶之灾的导火索。与处在自然状态的纳威人相比，物欲横流是地球人所患上的致命痼疾。尽管他们掌握着纳威人望尘莫及的高科技手段，却丧失了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那种精神的纯朴和对一切生命的敬畏之情。 如果说卡梅隆借助于人类学想象而塑造出潘多拉世界的一种理想化的“生态人”，其目的就是给地球上异化出的三种人——“经济人”、“战争人”和“科技人”做榜样的。“经济人”的代表即那家大公司的白人老板，他眼中只有“每公斤两千万美元”的潘多拉超导矿石。代表“科技人”的科学家也好，代表“战争人”的雇佣军上校也好，全部都要为“经济人”的利益所驱动和役使。影片的这样一种人物关系建构，显然出于精心的设计，其中折射着卡梅隆对地球人当代处境的深切反思与无限悲悯。 从《黑客帝国》到《指环王》，再到《2012》和《阿凡达》，世界电影的想象景观确实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无论是传统的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研究范式，还是一对一式的比较文学研究范式，都已经显得陈旧和无法应对。就像当今最具有影响力的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和大江健三郎在2009年新作中不约而同地套用弗雷泽《金枝》为写作原型那样，人类学的知识含量已然成为判断世界文学艺术发展新趋势的某种风向标。这意味着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传统格局正面临着当下现实的全新挑战。如何有效建构文学人类学的理念和研究范式，成为时代催生出的一个迫切性大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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