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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消费社会的文化权力运作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岳川
2012-09-28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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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社会的文化权力运作
　　
　　——博德里亚后现代消费社会理论研究
　　
　　王岳川
　　
　　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人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有了显著的变化。如何对这种心理和行为变异进行社会学的深层分析，揭露这个高速发展社会下残存的机制和精神生态困境问题，进而解构旧的体制和认识论价值论模式，沿着现代性批判理论的道路对西方社会出现的新变化进行分析，理清消费社会中的客体、符号以及符码的多层复杂关系，呈现后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本质，成为当代世界学界重量级思想家为之努力的方向。

　　为了完成对后现代社会的总体性分析，法国著名文化理论家让—博德里亚（Jean-Baudrillard)借助诸多新术语，诸如：“仿像”、“内爆”、“超真实”、“消费”“致命”等，进行新一轮的后现代社会学美学批判。博德里亚在西美尔、马克斯·韦伯之后，直面当今社会的各种问题而大量写作，出版多部论列广泛、颇有影响的著作，主要有《生产之镜》、《仿像与模拟》、《冷酷的回忆》、《完美的罪行》1等。其中《消费社会》等引起触及到当代社会的灵魂——消费问题而成为影响深远的著作，系统地提出了当代世界若干前沿学术问题，这些具有宏阔视野和深远历史感的话语，值得我们深加思考。
　　
　　一  现代性问题与“完美的罪行”
　　
　　对当代传媒形态和全球化境况中生存层面的关注，使博德里亚更为关注当代人缺乏交流、闭锁心灵和充满误解误读的现状，这使其将思考的重点放在信息传播和技术霸权问题的研究上，从而为当代信息播撒和心灵整合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重视的文化视点。

　　在出版《消费社会》、《生产之镜》、《拟像与模拟》、《冷酷的回忆》等著作并获得巨大的声誉后，在其新著《完美的罪行》中，博德里亚进一步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拓宽，不仅研究现代性传媒和技术问题，而且广泛地探索后现代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其中，对完美的罪行、逼真的技术、镜中之物、冷漠和仇恨等当代存在状况进入了深度分析。

　　在他看来，“罪行”虽然从来不是完美的，但在“完美的罪行”中，完美本身就是罪行，如同在透明的恶中，透明本身就是恶一样。“完美的罪行就是创造一个无缺陷的世界并不留痕迹地离开这个世界的罪行。但是在这方面我们没有成功。我们仍然到处留下痕迹——病毒、笔误、病菌和灾难——像在人造世界中心人的签名似的不完善的标记。”2博德里亚在分析当今世界的典型事例中，澄清了一系列的误区，诸如当代人容易将虚拟的事物看成现实实在，将心造的幻想当成现实，将超验之思想看成必然的境况，将表面现象当成事情本身。尤其是通过罪行的分析，指明将罪行完美地遮掩使之具有合法性，从而达到消除对世界的激进幻想：“在我们不断积累、增加、竞相许愿的现代性中，我们已忘掉的是：逃避给人以力量，能力产生于不在场。虽然我们不能再对抗不在场的象征性控制，我们今天还是陷入了相反的幻觉之中，屏幕与影像激增的、幻想破灭的幻觉之中。”3

　　人类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类像时代，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和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像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而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后现代时期的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博德里亚声称：“这个世界的气氛不再是神圣的。这不再是表象神圣的领域，而是绝对商品的领域，其实只是广告性的。在我们符号世界的中心，有一个广告恶神，一个恶作剧精灵。它合并了商品及其被摄制时候的滑稽动作。”4后现代类像时代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任何商品化消费（包括文化艺术），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味、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长久以来，电视和大众传媒都走出了他们大众传媒的空间，从内部包围“现实”的生活，……我们都相信自己的感受器，这就是因为生活过于相近、时间和距离萎陷而产生了强烈的雾视效果。……我们曾批评空想的、宗教的、思想的所有幻觉——当时是令人高兴的幻觉破灭的黄金时代。现在只剩下一个：对批评本身的幻觉。进入批评射程的客体——性、梦、工作、历史、权力——以它们自身的消失进行报复，反过来，产生出对真实事物的令人快慰的幻觉。由于不再有受害者可折磨，对批评的幻觉就自己苦恼了。比工业机器更糟，思想的齿轮处于技术性的停顿状态。在其行程的尽头，批评思想缠绕在自己身上。”5

　　事实上，当代传媒中的垃圾信息以各种高清晰的图像呈现出来，人们在购买消费、工作选举、填写意见或参加社会活动中，受到传媒不断的鼓动和教唆，大众由此而逐渐滋生一种对立厌恶情绪。于是，冷漠的大众变成了忧郁沉默的一群，社会也因缺乏反馈而消隐。不同阶级、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文化形式之间，以及媒体的符号制造术与真实本身之间的各种界限均已消失。镜头代替了任何批判理论模式，因为符号已不再指涉外在的真实世界，而仅仅指涉符号本身的真实性和产生符号体系本身的真实性。如此一来，“大众传媒的‘表现’就导致一种普遍的虚拟，这种虚拟以其不间断的升级使现实终止。这种虚拟的基本概念，就是高清晰度。影像的虚拟，还有时间的虚拟（实时），音乐的虚拟（高保真），性的虚拟（淫画），思维的虚拟（人工智能），语言的虚拟（数字语言），身体的虚拟（遗传基因码和染色体组）。……人工智能不经意落入了一个太高的清晰度、一个对数据和运算的狂热曲解之中，此现象仅仅证明是已实现的对思维的空想。”6这一内在而真实的揭示，使人洞悉了当代技术至上主义的内在困境。

　　更为严重的是，当代人过分依赖计算机，“在普及的接口中，思维自身将变成虚拟的实在，合成影像或文字处理自动输入的等同物。……带着虚拟的实在以其所有的后果，我们走到了技术的尽头，站在作为非常表面的技术一边。在尽头的那一边，不再有可逆性、痕迹、甚至对先前世界的怀念。”7博德里亚对这种状况甚为忧虑，并进而注意到：非群体性的个体“软性”问题，诸如个人、身体、文化等，成为了当代理论关注的热点。殊不知，对计算机的依赖最终表征为对网络这一新传媒形式的依赖，巨大的页面浏览量已经正在使网络成为平面媒体之后的第四媒体，这种媒体巨大的盈利欲望造就设定了广告＋电子商务（网上商店）的赢利模式，等着每一个打开网页浏览的人。于是消费和诱导就成功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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