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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消费社会的文化权力运作(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岳川
2012-09-28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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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世纪是资本符号下加速了的生产力进程的历史结果，因而这个世纪是彻底异化的世纪。商品逻辑成为整个人类生活的逻辑，犹如一种迷醉剂，消费逻辑不仅支配着生产的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至个体的幻象和冲动。在博德里亚看来，“一切都由这一逻辑决定着，这不仅在于一切功能、一切需求都被具体化、被操纵为利益的话语，而且在于一个更为深刻的方面，即一切都被戏剧化了，也就是说，被展现、挑动、被编排为形象、符号和可消费的范型。”42人类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类象时代，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象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尽管媒体也造成事件，媒体制造热点媒体也忽略那些不应忽略的价值，甚至媒体也制造虚假和谎言。人们所凝视的仅仅是事件与其它媒体之间不断参照、传译、转录、拼接而成的“超真实”的媒体语境，一个“模拟”组合的世界，一个人为的“复制”的世界。

　　不难看到，博德里亚已经洞悉后现代传媒在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威胁，并进而对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消蚀意义的功能加以清算，是颇具独到眼光的。尤其是他对后现代传媒的审理，进入到后现代理论本身的审理，认为其理论模式已经被“后现代化”——理论不再是反思和划定边界，而是为了迎合当今时代的快速、时髦、肤浅和片断化特征。理论在这种自我蒸发中变成了一种“超级商品”，成为无思时代兜售和宣扬最时髦消费意识和人生态度的一种谎言工具而已。

　　这位后现代主义者指出，在超真实的符号生产和媒体谎言中，大众传媒(mass media)一方面对经济利益的全面追求，另一方面又对大众文化播撒苦心经营。大众传播打破了表层与深层的二元对立的深度模式，以一种“真实的内爆”使出现于屏幕的真等同于在场的真，这种“真实”使人停留在画面的切换上，镜头代替了任何批判理论模式，因为符号已不再指涉外在的真实世界，而仅仅指涉符号本身的真实性和产生符号体系本身的真实性。就本质而言，人们需要传媒是因为人们需要彼此间的信息交流。传播与回应的不均等关系，使权力属于能施予而又使对方无能偿付回应的一方。就这一关键性问题而言，传播是对接受者自由选择的限定，因为说到底，大众传媒的受众只有收看或不收看的自由，而没有对答回应这种平等交流对话的自由。

　　从更深一层看，电视的确使我们与世界的距离拉近了，它通过编辑好的“实况”的真实世界，使人看得远(tele-)并更为多样地观看这个感性世界；然而，人与世界之间因为有了媒体而“远视”的同时，看的方式却因媒介的中介作用而被限定。然而，信息的传播并非是均质的，而是少数信息发送者支配着文化象征符码的运作权利。这种新沟通系统的多重模式及易变特性，使其成为一种虚拟的真实，并在指涉不同权力利益、价值范围，象征想像和社会冲突中，具有权力呈现和阻隔二重性。弄清这个系统中的互动者及其权力支配系统，殊为重要。43

　　对完美的罪行的分析、对仿像世界和指涉关系的批判，和对消费社会的审理，使博德里亚注重后传播时代仿像流中运作的权力关系和意义消解问题。因为这种不断复制传播的、内爆的、虚假的仿像，使得世界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消失了界限，社会万象处于目眩神迷的变幻流动之中，哲学话语、社会理论、大众传播理论及政治理论的边缘正在侵蚀消融，甚至不同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结构都不再壁垒森严，而是在消费主义中内爆为一种无差别的仿像流，一种现实与仿像彼此不分的新状态。44但是这种现实与仿像部分的状态中的问题却相当复杂。法国“五月风暴”后，资本主义社会中传统正统的、官方的价值观伦理观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消解。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当代电影、电视、小说、社会新闻等文化商品加以权力运作，不断颠覆着各种社会秩序文化禁忌，张扬造反的文化嬉皮士和大众丑学。如此一来，影视传媒中的黑道大盗、冷面杀手成了时代的英雄和人们仿效的对象，镜头的血腥感成为刺激都市人惰性生活的兴奋剂，欲望写作和激情戏成为感官压迫和解放的动力，传媒调动一切手段刺激人们放纵自己的欲望，挑动身体感觉、本能情绪、形下器官的后现代手法日渐满足人们的窥视欲。于是，文化颓败不可避免地推倒了自己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文化的商品化和文化的世俗化并没有消解官方主流文化，而是日益消解着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并常常打着“主流文化”的招牌或者与之合流，进行世俗文化扩充和当代文化的混杂，使当代社会在全面繁荣的假象下，诞生出内在的意义危机，并播撒着文化商品正使社会价值系统崩溃的文化细菌。

　　进入80年代，博德里亚面对现实的尖锐问题而更加勤奋地写作，出版了《致命的策略》（1983）、《扭曲的神性》（1987）、《美国》（1987）、《冷静的回忆》（1987）、《痛苦的昭示》（1990）等著作，其大量论著被译介到英语世界，并不断确立其后现代文化理论“精神导师”的地位。在反响很大的《致命的策略》中，他依照西方主流学界提出的“主体的消解”论，进一步贬低主体地位和存在价值，要求主体放弃它要求主宰客体世界的吁求，使自己成为一个坚定的客观主义立场的后现代客观物质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说，那种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主体的人，那种具有绝对主体价值的大写的“人”，那种被整个西方传统锻造成主体神话“人”，在后现代后殖民时期缺席了。于是“个性化”填充了这个缺席的“人”的地位，并且以其日常生活的方式使任何想重建主体的人的想法归于落空。应该说，博德里亚的文化研究理论对“个体身体”私人空间的重视，对过去那种唯理性的否定感性生命的做法，确有纠偏作用。但是这种“跟着欲望走”，又使当代消费主义在个体的狭窄空间中不断播撒非主体意识，从而使当代个体膨胀中，少了一种社会价值的内在焦虑感而重新被物化为白色的“客体”。

　　于是，“致命的策略”就成为——将任何逻辑推导极限，从而使其走向自身的反面：消费社会的极限就是无止境地疯狂消费，传媒的极限就是彻底抛弃形而上学而追逐世俗化，从而使这个理性社会走向反面——非理性。在我看来，博德里亚已经面对后现代传媒社会的病灶却无力开出药方，这种所谓极端的“策略”本身是“致命”的。因为全球化所带来的消费的全球化，不是通过怂恿和推到极限就可以复归的，相反，这种丧失了人文知识分子精神吁求的非理性做法，可能是雪上加霜，后果不堪设想。这里也可以看到博德里亚理论的内在困境。
　　
　　五  博德里亚文化理论的意义与局限
　　
　　同福柯、德里达、拉康相比，博德里亚的思想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不能与之比肩。但80年代后期，博德里亚的主要著作被广泛译介到英语世界，参与了后现代谱系的重新修订，并很快确立其后现代理论大师的地位。尽管在社会知识谱系分析、形而上学的颠覆、话语心理无意识结构的剖析上，博德里亚理论缺乏原创性深度性，但在对消费社会、传播机制、文化心理制约、后现代文化权力运作等方面的研究，无疑具有独得的创建性和启发性，并成为当代十分热门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理论基础。因而，博德里亚学说具有不容忽视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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