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文东 从身体说起：关于鲁迅的絮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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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沫德黎（A.Smedley）有一回很奇怪地问女画家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从前你用反抗的主题作画，现在你却在表示母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者说，那是因为我一天天老起来了……鲁迅临终前曾经深有感慨地引述过这则逸事（《且介亭杂文末编·死》），那是因为他也老了。萨特的情人波伏娃说过一句十分“歹毒”的话：老年是对生命的拙劣模仿；萨特也说过，他决不和25岁以上的人交朋友，因为他们没有激情，因为他们的身体虚弱到了支撑不起激情的程度；王尔德则说，年轻人想忠实，做不到，老年人想食言，又力不从心。就是这样，鲁迅已经没有力气指使他重新归来的儿子了，因此，无物之阵也是去不得的了——那毕竟是一个需要力气摔掷投枪的地方。卡夫卡对疲惫的描写正好可以用在这里：他的疲惫是一个斗剑士的疲惫。鲁迅累了，也老了。他从无物之阵上退了回来。但肉薄的伦理学并没有放过他，他（它）还有怒气要出：鲁迅直到死，也没有将投枪和匕首转换为香巾与项链。他说，一个也不宽恕。这是一种纯粹只剩下形式的信仰，是为信仰而信仰：人总得有一条活路才行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在这里依然有效。既然不能再掷投枪，那么，相信一切都不足信才算是最后的抉择。这是肉薄的伦理学最后的信仰，几乎已不是信仰。它和所有需要肉体充当牺牲的真理决不一样——我们早就听说了，真理在最后总是以哈哈大笑的姿势来完成自己的。因为真理总是掌握在胜利者手中，这才是自打盘古王开天辟地到而今最大的真理。 通达最后的信仰有一个前奏。从需要更大力气才能面对的无物之阵中退出来后，鲁迅把他一贯的幽默发挥到了极致。米兰·昆德拉曾经以为，对幽默的发现，是西方人进入现代社会的标志性事件，因为它意味着，人们从此可以对从前唯一的真理放声长笑了（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这显然是健康的人、自信的人的动作。鲁迅的幽默是不带笑意的，幽默只是鲁迅“隶体胡须”（阿累《一面》中的描述）上的轻微颤动。鲁迅的幽默表情，和他面对无物之阵的表情一致，只是前者比后者更省力——鲁迅的幽默就是为了节省体力。因此，和昆德拉截然相反，幽默是鲁迅接近衰亡的征候。中国历史上有笑话，有昏话，有谎话，有屁话，有鬼话，有蠢话……就是没有真资格的幽默。有鉴于此，林语堂曾经荒唐地提倡过幽默文学，钱钟书指着他（它）的鼻子很省力地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幽默（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说笑》）。中国人不理解幽默，鲁迅的幽默长期以来被广泛误读，不过是老兵的又一新传。肉薄的伦理学第一次发现了和自己内在腔调相一致的幽默：这是失败者鲁迅最大的成功之一。
5 噢，亲爱的孩子，我请求你也为驼背小人儿祈祷吧……（德国童谣） 我们被矮人注视由来已久。当一种矮人的真理出现后，小矮人的起源就转变了：是一些矮人拿着自己的主义在教导另一些人也要充当矮人，最后他们果真变作了矮人——其累积加叠，使得矮人主义恣意横行。在中国，最大的矮人主义真理观是由一群叫做儒家的小矮人提供的。鲁迅在《补天》中，专门在高大的女娲胯下设计了一个走动着的、指手划脚的矮个子儒生，就明显是鲁迅牌幽默的神来之笔了。儒者，柔也。讲究的就是个不温不火。据王充等人说，子路本来是个猛夫，杀人越货、浪迹于月黑风高之际，要是没有孔夫子是完全可能的。不幸（或者大幸？）的是，子路后来成了孔子的门徒，受儒家之柔术，最后也变作了一个几千年后屡屡被鲁迅挖苦的“非礼勿视”、躬腰趴背的“柔”儒（王充《论衡·率性》）。但他也受到了正宗和准正宗的儒生们的一致恭维：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矮人和矮人主义是成正比的：矮人只能产生矮人主义，矮人主义又充当着矮人的精神护法师。肉薄的伦理学深刻地发现了这一关系；肉薄的伦理学之所以能对此独有感悟，不能不说是鲁迅长期囚禁于身体这间铁屋子，对肉体与精神之间的水乳关系有着太多的感慨。这使他完全有理由把怨气出在矮人主义促成矮子的生产方式上。鲁迅说，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一点的改革，都无不加以阻拦（《二心集·习惯与改革》）。因为变革会破坏矮人集团的内部平衡，最后受到威胁的肯定是矮人主义的真理观。不是说了么，在动物眼里人也是动物；矮子的真理是希望所有人最后都有幸能成为三寸丁。鲁迅用省力的幽默语言说，率先进化的那只猴子，肯定会被还未进化的、还来不及进化的猴哥们给毫不犹豫地搞颠。 这就是矮人的真理假冒肉体的信仰鸠占鹊巢似地来到肉体故乡的现实结局。这种普遍的真理造成了一种更为普遍的事实，以致于歌德在《浮士德》里把这种矮东西称作水晶人。据说水晶人并不是表征死，而是代表一种凝固的、不能更加发展的形式（温利奇《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接触》）。黑格尔在他的哲学讲座里也把中国的历史看作凝固的历史，显然指的就是水晶人的历史了。肉薄的伦理学在打开自己身上的开关后，既发现了这一形式，也把广泛的怨气出在了这一形式之上。鲁迅说，现在的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子弟的成色（《坟·论睁了眼看》）。说得激愤、刻薄又那么到位和观察准确。肉薄的伦理学发现了新一轮的子路。经由肉体去考察民族精神，在肉薄的伦理学那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它至少表明，鲁迅已经受够了身体对精神和信仰的囚禁之苦，它知道要解救精神，首先得解救肉体，为精神留下在肉体上的房间——这对个人，对民族都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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