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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霜：重识卞之琳的“化古”观念(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冷霜
2012-09-28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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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艾略特将诗人/作家与tradition应具的关系概括为一种“历史意识”的获得，即“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12“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是这一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时间的维度上，他强调的是文学实践由此历史意识而具备的当代敏感，在tradition之秩序与个人才能之间指向的是后者，是“真正新的”作品的生成，而在卞之琳这里，则更注重“传统”之于现代的价值。13

　　其三，卞之琳对“传统”价值的强调是将之置放在民族/世界的论述框架中，这是艾略特在欧洲文学的范畴之内而带有普遍主义意味的表述中所没有的。这实际上延伸了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就表达过的观点：“我仍然不愿取消世界民的态度，但觉得因此更须感到地方民的资格，因为这二者本是相关的，正因为我们是个人，所以是‘人类一分子’（Homaraus）一般。……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能和谐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否则是‘拔起了树木’，不但不能排到大林中去，不久还将枯槁了。”14

　　卞之琳不曾就艾略特此文发表过具体的见解，但他在前引文字中表露出来的“传统”观不可能不带有后者所影响的痕迹，如以他在题为《尺八夜》的随笔中结尾一句话两相对照即可看出这一点：“呜呼，历史的意识虽然不必是死骨的迷恋，不过能只看前方的人是有福了。”15事实上，卞之琳恰恰以此表明了他的“历史意识”与艾略特的分野所在，即虽然反对一味地崇古，然而，正如《尺八夜》一诗所体现的故国式微之思一样，在卞之琳的“历史意识”中，有着艾略特文中所无的民族现实境遇的沉重内容，身处大敌临境的“边城”北平，巨大的危亡感使他并非从文学史秩序的抽象层面去领悟“历史意识”，而是自觉融入了对民族文化命运的思考。16

　　应当说上述“传统”认识框架并非卞之琳所独有，然而就其诗歌实践以及日后的有关论述来看，他仍然显示出某种代表性。首先他很少孤立地去看待新诗实践中这一问题，而对这一问题所蕴含的西方现代文学的诠释中介具有充分的自觉，在如何“融会中国传统和世界现代感应性”问题上，17后者乃是基础，如他论及梁宗岱时所言：“由于对西方诗‘深一层’的认识，有所观照，进一步了解旧诗、旧词对于新诗应具的继承价值，一般新诗写作有了他所谓‘惊人的发展’，超出了最初倡导者与后起的‘权威’评论家当时的接受能力与容忍程度。”18在此意义上返观他于新时期的开端在《<雕虫纪历>自序》中提出的所谓“欧化”、“化欧”和“古化”、“化古”的说法，亦可察觉他以后者为其时仍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戒备的欧美现代主义文学流脉张本的小心翼翼的意图。19

　　其次，在卞之琳这里，“传统”所具有的内涵以及在此基础上生发的“化古”意识，在新诗与旧诗关系上，承续了1920年代闻一多对“地方色彩”的呼吁和周作人的“融化”论，就写作而言也是对它们更为全面和成功的实践，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闻一多曾经召唤的所谓“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是在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这里真正得以成为现实，20这也是李健吾在后者这里所兴奋地发现的：“他们属于传统，却又那样新奇，全然超出你平素的修养，你不禁把他们逐出正统的文学。……所以最初，胡适先生反对旧诗，苦于摆脱不开旧诗；现在，一群年轻诗人不反对旧诗，却轻轻松松甩开旧诗。”21而在终于“甩开旧诗”的同时，也意味着新诗与旧诗及其美学“传统”之间一种迥异于五四话语的认知方式开始被普遍接受，即新诗对于“传统”的“继承”。这种“回过头来追求传统”的认知方式正是在1930年代，尤其是在北平学院文人的氛围中获得有力的生长。同时，旧诗的“传统”被更充分地对象化，与同时期的诗人废名、林庚（尤其是后者）“以旧诗为方法”的诗观相比较，卞之琳的方式可以说是“以旧诗为对象”的，在前者那里，古今并无严格的区分，旧诗的某些概念体系（尽管已经经过了现代文学观念的中介）如“质”与“文”等仍然能够作为一种活跃的诠释力量参与到新诗的理论与实践之中，而在卞之琳这里，“传统”（“古”）已是诠释和“化”的宾体。22 　　第二节    卞之琳晚年的“化古”论述及其内涵
　　
　　接下来我想从一个较少为人注意的角度来继续考察卞之琳对于新诗与旧诗“传统”关系的论述，并将问题延伸到新诗史研究的层面。青年时代“绝不发表主张”的卞之琳，其有关新诗的论述多数都撰写发表于晚年，在以往对卞之琳和1930年代“现代派”诗的研究中，多把他晚年的新诗论述视为与他青年时代的相关表述具有等同内涵、同时在评价他早年诗歌时其权威性毋庸置疑的叙述，而对其间横亘的时间/话语作透明性的处理。然而，从1930年代到1980年代，这半个世纪之间所发生的政治、历史与文学思潮、观念的变化无疑是巨大的。对于理解这些论述的意义，两个时代各自的语境差异是否有必要考虑在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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