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阿多诺与策兰晚期诗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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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午线》是策兰的毕希纳文学奖获奖演说,在演说中策兰提到毕希纳的以歌德时代的诗人棱茨为原型的小说《棱茨》的开头:“1月20日这天,棱茨走在山中……让他苦恼的是,他不能用头倒立着走路”。然后策兰由此发挥:“女士们,先生们,无论谁以他的头倒立着走,就会看到天空是在他下面的一个深渊”。 棱茨当年没有做到的,策兰做到了。可以说,是“奥斯维辛”帮助他一下子就完成了这个天翻地转的逆转。 “一件事很清楚:这些桅杆发出了歌声。它们是歌,但不是那种朝向‘之上’或‘之外’性质的歌……一个人不再从天国寻求帮助,而是从大地。所有的船只都遇难了,然而歌依然在那里。现在,生命之歌依然重新唱起,当那桅杆移动着朝向大地。所以诗人会用他的牙齿紧紧咬进这支‘木头歌’里……这里,再一次,在诗人和人类存在之间没有什么区分,人类存在,是一种要以每一阵最后的力气把握住希望的存在。”对这首诗,伽达默尔最后这样说。 这就是策兰的晚期诗。用阿多诺的术语来讲,他“认命”了,但还没有“弃绝”,从“你是那系紧歌声的/三角旗”这样的诗句中,我们感到的,不仅是一种艰难逆境中极度的努力,还是在一个“后奥斯维辛”时代对“诗人何为”这类提问的回答。他要系紧的歌声,我们今天还要去系。 不过有人也许会问:那策兰最后的自杀又怎样解释?我想我只能这样回答:这也是他“晚期风格”的一部分。 在贝多芬研究的结尾,阿多诺最后提到了犹太神秘教的“草天使”(Grasengel):“这些天使被创造,存在片刻,随即殒灭于圣火之中。……他说他们的短暂、倏忽即逝,就是歌颂。……贝多芬将这一形象提示到音乐的自觉层次。他的真理是殊相的变灭。他作曲以结束音乐的绝对短暂。他严禁哭泣,他的音乐要从人的灵魂里撞出火来,那热情,那火,是‘烧掉火(自然)的火化’”。 对此,阿多诺让读者去看格尔肖姆·肖勒姆所译的犹太神秘主义的《光辉之书》。犹太思想家和翻译家肖勒姆不仅是阿多诺和本雅明的朋友,也一直是策兰的阅读对象。但是关于神秘主义,我们最好不要把它想得那么神秘,这里是肖勒姆的一句话:“神秘主义作为历史现象,只能是危机的产物。” 是的,贝多芬的“成熟”以及策兰的“成熟”,都只能是“危机的产物”。在一个充满危机的年代,我们也不可能拥有别的成熟。在这样一个年代,“圆满”、“和谐”、“大师”、“走向世界”等等之类,皆为虚荣。 这里仍是阿多诺:“最高等艺术作品有别于他作之处不在其成功——它们成了什么功?——而在其如何失败。它们内部的难题,包括内在的美学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在深处,这两种难题是重叠的),其设定方式使解决它们的尝试必定失败,次要作品的失败则是偶然的,纯属主体无能所致。一件艺术作品的失败如果表现出二律背反的矛盾,这作品反而伟大。那就是它的真理,它的‘成功’:它冲撞它自己的局限。……这法则决定了从‘古典’到晚期的贝多芬的过渡”。 这法则同样决定了策兰从早期到晚期的过渡。策兰诗的匈牙利文译者,200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犹太裔作家凯尔泰斯曾这样谈论他自己的作品:“它的主题是关于奥斯维辛的胜利;奥斯维辛的胜利是这部‘小说的精华’,而这个世界也与这部小说相仿,其精华也是关于奥斯维辛的胜利”。 让我们记住这样的话,并向这样的作家、诗人致敬——在策兰谢世四十周年既将来临之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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