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敖的两篇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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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职业
史蒂文斯的父亲是个勤奋的律师，母亲原是教师，婚后成为家庭妇女。哈佛本科毕业后，史蒂文斯去纽约从事新闻业。当时海明威海还小，史蒂文斯已经开始应类似的简洁直率的文字写作，但他很快发现自己不适合这个行业。在父亲的建议下，他改学法律，毕业后进入康州哈特福德的一家保险公司，1934年当上了副总经理，之后的20年一直在位，并拒绝提升。 人们对史蒂文斯的职业有不同的看法，喜欢他的人说他是位律师，对他有意见的人则说他是个商人。律师和诗人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因为两者都是修辞专家。古代的圣贤一方面会写诗，一方面也会制定法律。 雪莱认为诗人是世界未被承认的立法者，这不仅仅是个比喻，法律诗歌之间的关系有着真实的依据。 然而，史蒂文斯并不上法庭， 也不专门为别人提供法律咨询，他也不是律师协会成员。 如果说史蒂文斯是个商人，那还不如说他是个资本家。问题是，我们可以说某位大诗人“属于资产阶级”，但谁听说过哪个人兢兢业业地当了一辈子资本家，同时又是一位浪漫派诗歌传统的继承人？ 诗人和资本家是势不两立的，或者说属于不同的物种。 实际上，史蒂文斯既不是律师也不是商人，他是一位保险法的专家， 专处理保险索赔，而且撰写过专业论文，是业内最顶尖的人物。他虽然身居公司的高位，却并非一位办公室里的政治家，或者说他依靠的是专业特长而不是人际关系。他不想让同事们把他看作一位大诗人，或者知道他跟文人们有来往。他曾在酒后一拳打中了海明威的下巴，结果是自己的手受伤，但酒醒之后他说是自己摔的，因为不愿意让公司里的人知道。 当时，跟他同样地位的人物都有很多机会去欧洲旅行，但是史蒂文斯终生没有踏上欧洲的土地一步，有人说这是因为他要照顾妻子的健康。他只有通过书信和明信片跟世界各地的朋友联系，以自己隐秘的方式想象异域生活。他的妻子非常美丽，其肖像曾经被用于美国当时的硬币，但她也是个很麻烦的女人。因为她，史蒂文斯越发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在家庭生活问题上，尽量避免成为艾略特。 很多诗人都想包容整个世界，把一切人间烟火都融化到诗歌里，不会轻易否定世俗经验。但很少有人像史蒂文斯那样，能把话说到这种地步，“钱，也是一种诗歌，它有玫瑰的气息。” 史蒂文斯是写诗的大手笔，他也会花心思大笔地赚钱，并且在保险业中表现出了“更多的仁慈”。他并没有过双重生活。他既不自负，也不卑微，他不需要仰仗任何人，他也深知这样的生活来之不易。相比之下，那些张口就悲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暗示自己最终会妥协的人，往往是对虚名和实利都求之不得的乡愿。
奥登与叶芝 奥登的《悼念W.B.叶芝》是现代挽歌中的杰作。在西敏寺的诗人角，奥登的纪念碑上刻着这首诗里的名句，“在他的岁月的监狱里，教导自由人如何赞美。”这是个冷酷的讽刺，会让奥登的灵魂感到难堪，因为奥登不会认为这句诗适合他本人。 大诗人相轻，多半是因为对方的强大。比如，奥登认为史蒂文斯只写了一句好诗，奥登自己都未必相信这样疯狂的否定。他晚年复杂的长诗，有时会以史蒂文斯作为潜在的争论对象，这反倒证明了史蒂文斯诗歌的力量。相比之下，奥登与叶芝的对抗则更为复杂，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几乎成了奥登毕生的情结。 奥登最初喜爱的现代诗人是哈代和弗罗斯特，此后就是叶芝和《荒原》时期的艾略特。他去世之前曾说，叶芝的作品“是一个帮助”（A Thanksgiving,1973）。在奥登看来，叶芝的用词是大师级的，这一点始终没有疑问。但是，奥登对叶芝的不满甚至憎恶，远远超出了这些常识般的赞美。奥登曾经敬仰叶芝，他的浪漫冲动也带有叶芝的印记，他对叶芝的浪漫主义的否定，实际上包含着他痛苦的自我否定。所以，奥登说，“我无法原谅叶芝”，然后他会为此修改甚至抛弃他自己的经典作品。 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让人们相信，大诗人是民族的灵魂，民族的歌手。从瓦格纳，惠特曼，丁尼生，到后来的吉卜林，叶芝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个流行的观念。年轻气盛的奥登也曾经被它蛊惑，有意无意地充当了西班牙内战中的诗人英雄。但是奥登后来发现，实际上，这种观念跟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看成民族的精神领袖如出一辙。在30年代，奥登已经很反感叶芝，到40年代以后，他开始彻底的自我清洗，并且明确地攻击叶芝。在奥登看来，叶芝的神秘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是装神弄鬼，是浪费天赋的愚蠢行为。叶芝晚年跟纳粹主义危险的调情，更让奥登对他产生了本质上的怀疑，他认为叶芝把自己的直觉变成了一贯正确的教条，这跟希特勒是一样的。更严重的是宗教观念上的分歧，叶芝的诺斯替主义的观念认为真理来自于个人内部的上帝，这在奥登看来是绝对的异端。 奥登多次修改并最终抛弃了自己的名作《1939年9月1日》，因为他觉得这首诗“不诚实”，这种不诚实恰恰来自叶芝的《1916年复活节》中的戏剧化的姿态。奥登还改掉了《悼念W.B.叶芝》中带有叶芝腔调的句子，代之以他本人冷静客观的陈述。这一切都没让奥登满足。1961年他和情人科尔曼合写的歌剧《年轻恋人的挽歌》以叶芝和他的朋友们为讽刺对象，并反思“艺术天才”在宗教，政治和伦理上犯的错误。在奥登眼里，叶芝代表了浪漫派最危险的一种倾向，即把艺术家等同于使徒，把美当作真理。奥登曾经多次批判雪莱的“诗人是世界未经承认的立法者”这一观念，“在他的岁月的监狱里，教导自由人如何赞美”正是这一观念的翻版，这句诗是送给叶芝的，不是写给奥登自己的。 从根本上说，奥登和叶芝就是两种人。叶芝认为，诗人是用全部真诚来生活的人，他的生命是生活的实验，后人应该知道关于他的一切。而奥登厌弃这种自我膨胀，他的理想是成为一个无名无姓的金字塔的建造者。这样的人不会爬上金字塔的尖顶，也不会说“在我的岁月的监狱里，教导自由人如何赞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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