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悦然：我们的支持让莫言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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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学院两院士马悦然谢尔接受早报专访 1940年代的斯德哥尔摩，有一份名为《当月桂树生长之时》的学生刊物，“斯德哥尔摩东区最有名望的高中的两个学生谢尔·埃斯普马克和培尔·魏斯特贝都在那新的杂志投稿。《当月桂树生长之时》1949年第二期刊登了托马斯（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五首》，和谢尔·埃斯普马克一篇非常多情的短篇小说。”几年之后，谢尔和托马斯成了朋友，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谢尔也成为瑞典研究托马斯最权威的学者。“1998年至2004年间，他（谢尔）担任了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主席。培尔·魏斯特贝于2005年获选为他的继任者。”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谢尔·埃斯普马克和培尔·魏斯特贝，这三位几乎同龄的瑞典人，成为1940年代以来瑞典文学浪潮的代表，托马斯在201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谢尔和培尔都进入瑞典学院，并先后担任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三人这段在少年时期的文学交集，记录在另一位中国人最熟悉的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的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收入在他翻译的托马斯诗集和回忆录《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 马悦然、托马斯、谢尔、培尔，或者还有其他人，他们组成的一个小群体对中国，尤其是中国文学是如此熟悉。在过去的一周，马悦然和谢尔都在中国，他们为共同的好友托马斯的诗集和其他作品来做推广，肩负着推广瑞典文学的责任。因为莫言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他们也肩负向中国人介绍，诺贝尔文学奖到底是什么，关于诺贝尔文学奖有太多误解在中国流传。马悦然和谢尔·埃斯普马克在中国旅行期间，各自接受了早报记者独家专访。 关于友谊 共同开启瑞典文学新浪潮 马悦然、托马斯和谢尔三人中，生于1924年的马悦然是最年长的一位，当托马斯和谢尔分别在斯德哥尔摩的南区和东区最有名望的高中就读时，还是学生的马悦然在斯德哥尔摩的东区一所中学代课教授拉丁文，马悦然说，他差点成了谢尔的老师。 “那个时候我还是学生，需要钱，所以兼职教书。那个时候有个老师病了，我正好登记了，所以我去那所中学教拉丁文。”马悦然说，“ 他们在不同高中，但在同一个文学杂志发表作品。那个时候的瑞典文学界，有点像中国五四期间，一群作家艺术家出现，是一个大爆发。”而谢尔·埃斯普马克认为，“1940年代后，瑞典出现了一个诗歌热潮，不仅是诗歌，是整个的文学繁荣，这次文学运动影响深远，可以说它是我们的文学暖房。”但马悦然又说，“我觉得瑞典的文化在落寞下去了，没有再出现托马斯、谢尔、培尔他们那个年代的盛况了。” 1949年，谢尔和托马斯在同一份学生刊物《当月桂树生长之时》上发表诗歌，“是的，我们在那里发表诗歌的时候还是高中生，不过让我现在再看看那时候发表的诗歌，我真的会脸红的。60年前的事情了，大家最好还是别去看了。”谢尔回忆，那时候他还不认识托马斯，两人第一次相见是在1955年，“1949年我中学毕业进入预科学校，6年后我们才相遇，那时候我刚刚完成了第一本诗集，而托马斯比我早一年出版诗集。”“我们的友谊持续至今超过半个世纪。” 如今，谢尔·埃斯普马克是解读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诗歌最权威的学者，去年托马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就是由谢尔来演讲的。 当谢尔和托马斯开启瑞典文学新浪潮的时候，马悦然在世界各地，“我很长一段时间不在瑞典，直到1965年才回到瑞典，到了1966年在一个诗歌朗诵会上第一次见到托马斯。” 1985年，马悦然进入了瑞典学院。那个时候谢尔·埃斯普马克已经是院士，“那时候我们瑞典学院开会要选一位新的瑞典学院院士，我对马悦然说了这个事情，他以为是托马斯，我对他说，‘不，就是你！’” “1985年通知我当院士的时候，我和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正在北京。”马悦然回忆说，“瑞典学院的常务秘书给瑞典驻华大使打电话来找我。当时我觉得不可能吧，那个时候他们还对我说，三天内不要告诉别人，因为还要得到国王的同意。有天，我跟北岛、顾城、杨炼在我一个学生家谈诗，他们不停地谈朦胧诗和灵魂，我和托马斯都有点听腻了，托马斯先跑到外面去，我也跟着出去抽根烟，我对他说：‘我被选入瑞典学院了！’但是大家都希望托马斯当院士，所以我有点不好意思。但托马斯很高兴。” 托马斯、谢尔和培尔三人中，最具神童气质的是培尔。马悦然说，培尔已经写了100多本书，“他就是那种每天看完一本书的人。”在谢尔那里，培尔不只是诗人，还是小说家，“在他年轻的时候对南非问题非常关注，他游历了整个南非，然后写了一本关于南非问题的书。他后来也成了南非几任总统的朋友。” “是的，他还是姆贝基的好友，他对非洲非常了解。”马悦然说。 今年12月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培尔将做演讲介绍和评价莫言。在很多人看来，最适合担任这个角色的应该是马悦然，但马悦然说，培尔是个演讲家，口才极好很有感染力，“而且他看了所有翻译版本的莫言的书，他真的很懂莫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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